中超买球新闻洞察丨财政收入重回增长区间为稳住经济大盘提供支撑

　　中超买球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财政收入也由负转正，实现了3.3%的增速。财政收入作为反映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企稳回升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正在重新回到正常增长轨道之上。本期新闻洞察聚焦在上半年财政收入企稳回升的基础上，下半年要如何稳定财政收入，进而发挥财政政策稳住经济大盘的作用。

　　今年二季度以来，受疫情多发散发等超预期因素不利影响，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困难。叠加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因素，财政收入形势严峻，在一季度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长8.6%）的情况下，4—6月份财政收入的下降幅度较大，财政收入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加快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企稳回升。与上年同期相比，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3%，增幅由负转正。

　　“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重新实现了正增长，这说明今年4、5月份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趋势得到了阶段性扭转。中国经济增长包括财政收入增长重新回到了正常区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整个经济运行和疫情管控逐步磨合，经济社会发展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

　　二是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实施的三类66项刺激措施正在逐步起效，对市场主体复工复产、恢复常态化的生产经营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中超买球

　　三是中国经济的韧性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这说明我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即使受到冲击，经济运作仍可恢复到正常的运行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李承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经济增速的企稳回升使财政收入具备了实现正增长的基础。从数据来看，在四个主体税种中，除国内增值税受退税影响出现收入下降，国内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仍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也保持稳定增长，形成了对财政收入的稳定支撑。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增值税19136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5.7%；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分别为9547亿元、78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8.7%；企业所得税283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

　　“在高效的疫情管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兼顾的政策下，6月份复工复产加快，企业逐步恢复经营生产，特别是在国务院召开稳住经济大盘的会议后，交通运输循环畅通，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被打通，6月份经济开始复苏。”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财政收入增幅由正转负、逐步改善，主要源自经济大盘持续恢复提供的“活水”。

　　据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魏岩介绍，近期，财政部门将加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进一步推进政策落地惠及市场主体。在优先安排小微企业退税、确保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6月底前退还的基础上，大幅提前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存量留抵退税实施时间——将中型企业退税由三季度提前到5月1日实施、6月30日前集中退还；大型企业由四季度提前至6月1日实施、6月30日前集中退还，确保政策效应在上半年集中释放。

　　“上半年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的因素在下半年将会大幅减弱，留抵退税和疫情救助政策主要集中于上半年，随着下半年这些因素减少，财政收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增长态势。”李承健表示。

　　在何代欣看来，下半年财政收入形势依然存在下行的压力，这与整个经济形势仍处于相对不稳定和复苏的过程当中高度关联。同时，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仍在延续，这都不利于财政增收。

　　不过也要看到，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是政府向市场让利，推动“放管服”支持市场主体的重要政策部署，财政减收带来的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减负。而且得益于经济社会运行的复苏和宏观调控对投资和消费的促进，除了增值税以外的其他主要税种仍有收入增加的空间。

　　因此，下半年要稳定财政收入的运行，中超买球何代欣建议，一是要继续把稳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索，只有增长才能带来财政增收。二是要准确把握财政增收和减税减负之间的关系。“今年的税费支持政策规模比较大，作为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政策部署，财政减收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意义，所以仍然要保持不能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牺牲宏观调控的目标。”何代欣说。

　　周天勇认为，下半年要保证财政收入，一方面是要防疫经济两手抓，不能有偏颇，另一方面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措施。“1-5月份增值税增速回落较为严重，要想保住增值税，一定要稳定企业生产经营；要把稳住就业、增加就业放在首位。”周天勇说。

　　受疫情和退减税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延续“提升效能、注重精准、增强可持续性、适当靠前发力”的政策要求发挥积极效用，助力稳大盘的同时，更对稳定市场信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留抵退税助企纾困、专项债激发投资撬动作用、强补助兜底民生保障……积极财政政策施行功不可没。

　　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抬头向上，表明经济开始展露复苏势头。接下来，为巩固经济发展成效，各界也开始对加快筹划财政增量工具从而稳定市场预期抱以期待。当前，呼声最高的财政增量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特别国债、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普通国债、提前下发2023年新增专项债额度等。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稳投资、促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是主要政策手段，应及时筹划增量财力，助其厚积薄发持续为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在助力经济重回正轨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超买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积极财政政策的靠前发力对投资、促消费、兜底民生保障以及各行业维持基本生存带来了利好。

　　首先，作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专项债券在上半年维持快增，通过落地大项目撬动投资释放，对于稳大盘发挥了重要基石作用。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2022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比以往年度大大提前。其中，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2.38万个项目，各地共安排超过2400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带动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有效发挥了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

　　其次，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作为主要的财政支出，成为今年稳增长的关键举措。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18455亿元退税款退付到纳税人账户，已达去年全年办理退税规模的2.9倍。

　　持续加快的退税进度，为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提供强劲动力。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5月份，全国已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6%，较一季度加快5.2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9.6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力度的持续加大对市场主体求生存谋发展意义重大，也是经济复苏的助推剂。”王晋斌认为，大规模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积极作用除了减税纾困，也有助于培育新的税源。比如用好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带动有效投资稳增长；再比如，财政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有力带动消费增长，“确保经济维持一定增长率需要激活企业生产、最终消费等需求端活力，经济增长也会带来税收规模增长，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收支两端同时发力，减收增支下造成的财政收紧，让下半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面临压力。然而，稳定市场预期，积极财政手段仍不能缺位，及时筹划增量财力已是必然。

　　“筹集财政收入是确保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的当务之急。”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到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企业生存仍处于恢复期，这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构成一定压力，因此，一方面要积极筹划增量财力，另一方面也要围绕税制改革，逐步促成财政收入形成长期增长结构的改善。

　　对于下半年的财政增量工具，各界普遍期待相对集中，认为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普通国债、提前下发2023年新增专项债额度等都在可被采纳范畴。

　　此外，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将围绕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展开，其中，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所谓直接税，就是指税收负担不能转嫁，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财产税等。与之相对应的间接税，是指对商品和劳务征收的税，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者，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通常将税款附加或合并于商品价格和劳务收费中，这意味着百姓衣食住行缴纳的不少税涵盖在价格里。

　　“这正是要促使在终端消费环节征收直接税，担负起缓解财政收入下滑的重任。”丛屹表示，直接税的特征是直接向税负的最终承担者征收。毕竟，当前节点向企业扩大税源与减税降费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而将税源后移至终端消费，不仅可以消除原本存在于消费环节的“消费不交税”错觉，培养民众缴税意识，还能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从而扩大税源，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的作用。

　　为对冲疫情影响保社会稳健运转，上半年财政稳大盘支持力度加大，减税降费、留抵退税规模都创新高，再加上疫情导致企业停产，税收收入受到较大影响，致使上半年个别月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仍然达到5.9%的增长，不仅高于财政收入增幅，较上年同期还提高了1.4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六稳”“六保”。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看来，财政支出能够有力保障民生，主要是预算执行较为坚决有效。

　　何代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财政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在重点领域保持着一定的支出强度，在保民生、保就业、保运转方面不遗余力。同时，高效率的财政管理保证了财政资金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何代欣认为，常态化的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市县两级财政的运行机制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在地方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确保了财政支出的快速推进，同时解决了基层财政压力较大的问题。”

　　今年以来，为保障民生和重点经济领域支出，减轻地方财政运行压力，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宋其超指出，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规模为历年来最大，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增长18%，增幅为近年来最高。其中，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预算1.2万亿元。通过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县区在落实大规模退税减税政策的前提下“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所需基本财力。

　　不过，当前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不稳固。反映到财政上，收入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收支紧平衡局面仍将持续。

　　“重点在于提高财政支出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李承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一是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投资带动作用，把财政资金更加聚焦于民生领域。二是结合民生问题和稳增长的需要来确定支出的重点，比如解决当前低收入群体的失业压力，保障到这些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加强对基础教育、文旅、体育、消费等领域的补贴，既有利于民生也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

　　“财政支出结构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随着疫情防控的成功，在疫情防控方面的财政支出要压缩，把钱挪到老百姓的保障上来。将支出主要放在就业补助、消费补助方面。”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一是要继续按照预算要求，把民生支出作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主要工作和重点内容，加快推进，真正发挥财政支出在保基本民生的支撑作用。

　　二是要做好民生支出的财力保障工作。民生支出是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的保障网，要确保这个网织密织细，就需要把各方面的财力保障做得更实，把各种情况考虑得更周全。

　　三是要做好各部门的协调工作。中央和地方纵向财力协同十分关键，各个预算支出部门在保障民生支出方面应该加强与财政、国库支付等方面的协调，真正做到保障民生支出相关工作优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