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必中超买球作于细”：比较学中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超买球近年来，比较分析呈现出向“次国家转向”的趋势。聚焦于国家( 间) 内部的制度差异及其影响的次国家比较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以中国为背景的相关研究则对此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文章主要探讨了与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相关的研究议题与方问题，包括: 第一，简述次国家比较研 究在比较学领域的前沿发展与主要议题; 第二，讨论了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设计的要点，中超买球以及如何应对研究中的挑战; 第三，通过研究实例展示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如何进行; 第四，总结了次国 家比较案例研究在应用比较方法上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探讨了其方局限与改进方向。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启发研究者重新审视那些基于国家层面所建构的理论命题，思考如何拓展比较学的理论边界，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学者思考如何通过次国家比较研究来为世界贡献新理论与新知识。

　　在学的若干领域或分支中，比较学是唯一的基于方法而非实际内容的分科。按照阿伦德·利普哈特(Lijphart，1971) 的总结，中超买球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 是比较学的主要方法之一，适 用于少案例研究，故而也称之为少案例比较方法(small-N comparative method) 。其核心特征在于进行 结构性与重点性的比较: 结构性比较是指研究者通过提炼出可以反映研究目标、指引和标准化数据收集的研究问题，使得案例研究结果的系统比较和积累成为可能; 重点性比较指研究者往往只是考察所要研究的历史案例的某些重要方面(George & Bennett，2005) 。基于这一研究路径，学者们主要关注不同国家的过程与治理绩效差异。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学也逐渐从早期的区域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或因果分析的社会科学( Bates，2007) 。

　　与此同时，比较分析中的另外一个趋势也值得关注，即比较学的“次国家转向”(nyder， 2001) 或称向“单一国家研究”( the single-country study) 的回归(Pepinsky，2019)。这一趋势将比较学中一个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主题———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 subnational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重新带回了大家的视野。这一研究路径通常借助少案例比较分析，在单一国家内部或国家间 的次国家层面进行控制性的少案例比较研究。在本文看来，重视次国家比较研究在分析层次、分析方法与分析主题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分析层次的下沉(scaling down) 使得研究者可以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关注国家内部的差异及其影响。虽然比较学传统上被视为跨国家的研究(即主要依靠国家层面的变量来解释国家层面的差异与结果)，但随着研究者逐渐揭示主要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东欧国家等) 内部在现代化水平、公共物品供给甚至体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使得次国家层面比较案例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Rithmire，2014; Wilkins，2021) 。

　　其次，在分析方法上，关注次国家单位往往使得分析者在研究设计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 通过增加观测值的数量，从而减轻少案例研究设计的分析局限; 通过加强分析者对案例编码与深描的能力，从而强化因果推断的效度; 通过更好地处理与经济转型中的空间不均衡( spatially uneven nature) 等问题，从而帮助研究者更为理想地进行受控制的比较分析(Snyder，2001) 。

　　最后，在分析主题上，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学者们更好地讲述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故事。中国的发展经验、以中国为背景和参照的研究对次国家比较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在次国家机构、制度设置与行动者上呈现出的巨大差异，与其历史上长久以来的中央集权等体系性特征所形成的张力，不仅可以为检验比较学理论提供足够丰富的“故事素材”，更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建构一些具有强大外部有效性的理论（Tasai,2017)。

　　基于此，通过立足中国丰富的次国家治理经验，并辅之以具体的研究示例，本文旨在探讨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的前沿发展与研究设计问题。

　　与上述“次国家转向”趋势相对应的是，比较学也逐渐从关注宏观现象转向关注微观过程，其推动因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社会科学中有关量化与因果推断的方，使得研究 者更加偏好内在效度而非外在效度(Pepinsky，2019) 。其二，相对于探讨不同政体的优劣，许多研究者 已经转向非西方国家内部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等治理问题(Tsai，2007; Zhuravskaya，2000) 。其三，即使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单位的比较学问题( 如转型与化等) ，研究者也认为从次国家层面的动态变化来探索这些问题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Gibson，2005; Giraudy，2015; Wilkins，2021) 。

　　整体来看，虽然国家层面的比较分析仍占据比较学的重要地位，但诸多学者已经通过次国家层面的比较研究来检验国家层面的假设。研究者们越发意识到，仅仅依靠“”或“非”的标签已经很难对国家内部治理等问题进行解释(Sinha，2012; Zuo，2015) 。

　　当下的次国家比较研究主要关注哪些议题? 奥古斯丁·吉洛迪等人( Giraudy et al. ，2019a) 新近的著作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该书在导论部分认为，次国家比较研究除了激发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与理 论创造性外，还在比较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列举了三大较为宽泛的主题来进行讨论。其一是次国家政体与代表性问题，主要关注一些新兴国家中的次国家威权政体与国家之间的关联( Bilev，2019; Gibson，2005) 。其二是国家制度的不均衡设置与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主要讨论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在不同时空下的失衡是如何造成公民在享受正当权利(如公共安全、卫生政策、不受毒品犯罪侵害等) 上的巨大差异(Niedzwiecki，2018; Mcmann et al.，2021; Trejo & Ley，2019) 。其三是国家与次国家发展的经济学问题，这类研究摒弃了“国家发展模式”这一理论路径，转而关注不同工业化路径对不同区域经济的影响，或那些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在次国家层面的不同结 果———中国的增长经验与发展历程则为该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与素材(Rithmire，2014) 。

　　在理论建构上，次国家研究往往关注那些难以被国家层面的理论所解释的结果———这反过来也促 使研究者去挖掘与次国家情境相适配的理论，并提醒研究者去纠正“理论错配”(theory stretching) 问题 ( Giraudy et al. ，2019b) 。除此之外，次国家研究还能够关注到民族国家内部的(纵向) 政府间关系问题与(横向) 政府间竞争问题，这使得研究者倾向于思考多层次的理论建构，并尝试拓展分析单元，从而也将更为丰富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纳入自己的方工具箱。

　　无论是在研究议题、理论建构还是方法多样性等方面，中国都是适用于次国家比较研究的绝佳案例。在一篇关于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与中国学的综述性文章中，左才也对此进行了总结: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度分权、国土广袤且地域复杂的国家，尤其适合运用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路径来进行分析， 而其中有关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与结果、社会行动以及机构变革等主题尤为引人关注(Zuo，2015) 。然而，正如任美格( Rithmire，2014) 所提醒的那样，与比较的和历史的区域经济学相比，有关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次国家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方的严谨性与概念上的创新性，比如: 进行比较的案例如何选择，如何进行控制性的比较以发现因果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深入的案例内分析以厘清因果机制，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少案例比较分析或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关注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主要是指那些依靠少案例比较方法进行因果分析，即依赖少量个 案的定性研究进行因果检验并尝试建立一般性理论的方法( Lijphart，1971) 。这一研究路径与定量研究 或案例内分析不同，遵循的是“规律性——决然论”的因果性本体轮，主要分析因果条件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并以充分性或必要性来描述因果关系的不同类型( Beach & Pedersen，2013) 。换言之，少案例比较方法主要通过跨个案的受控比较来评估结果为何产生的必要和(或)充分条件。

　　然而，目前对于如何进行少案例比较分析并没有一个具有共识性的步骤，即尚未形成高度的方制度化。尽管如此，多数相关研究大致遵循了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一般步骤，即从提出问题、文献评述与建立预期假设、选择案例、因果分析，到最后得出结论。本文认为，对于次国家比较案例分析而言，其中每一步均可能存在研究设计与经验分析上的难点与挑战(见表1) 。

　　分析单位的下沉在方层面带来了三大特有问题。一是有关研究问题和文献评述，即如何提出 发生在次国家层面但难以由国家层面理论来解释的问题，并尝试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以解释次国家层面现象、缓解“理论错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研究丰富的实地调研经验、身后的文献积累，以及精巧的理论提炼。二是在理论框架与分析过程中如何呈现国家与次国家层面之间的互动，这对于国家间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尤其重要。对此，本文认为研究者可以尝试从国家政策、中央干预和 文化历史等次国家单位共同因素来进行理论建构。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即选择哪些案例进行因果分析。这不仅仅是因为案例选择往往在研究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更是因为其与少案例比较分析所采用的因果推断方法紧密相关，即基于经典的求异法或求同法的分析路径。此外，运用适当的选择方法与权衡不同层次分析单位的重要性也是此类研究选择案例的关键。接下来，本文将着重讨论如何进行案例选择。

　　在求同法中，分析者则尝试依靠最大差异原则来选择案例，以探寻潜在的必要原因，即通过排除没 有在全部结果相同个案中都出现的潜在因素，从而保留“幸存”的与结果紧密相关的必要条件。然而， 基于求同法的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难以排除将来会发现结果出现但确定的必要条件没有出现的个案( Bennett & George，2005) 。因此，研究者更为常用的是求异法，以“最大相似系统设计”( most simi- lar system design) 来选取与分析案例，即通过在这两种结果中都出现的因素作为潜在充分条件被排除， 确定导致结果不同的差异即为原因( Przeworski & Teune，1970)。这一比较思路尤其适合单一国家的次国家比较分析，因为一国内部的次国家单位往往在制度、文化传统等重要因素上大致相似，从而保证相关分析单位在这些方面的相似性。这也进一步说明，次国家案例比较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利用空间，即观察单位之间的地理连通性的作用(Eaton et al.，2019; Harbers & Ingram，2019) 。观察对象的“地理连通性”使得被解释案例在某些方面呈现相似性，从而可控; 或在另外一方面表现出反直觉的差异，从而值得深入研究。例如，在讨论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时，蔡晓莉( Tsai， 2007) 便是基于这一原则选取案例，即为何在经济、地理与条件均相似的邻近村庄却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差异较大。

　　除此之外，一项针对近 40 年(1970~2009年) 发表或出版的有关的比较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多 数研究会通过选择最大相似案例(约 40%) 或最大差异案例(约29%) 来进行比较分析，但他们在使用 案例选择策略方面长期缺乏共识，且只有适度的方意识(Beck，2017) 。对此，本文认为，我们可以 通过重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应对案例选择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首先，确定因果域，即使某种因果关系得以精确建立的范围。一方面，研究者几乎无法通过个别案例的归纳性分析，挖掘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因果关系( Anderson，2014) ;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难以发现 具有普适性的因果关系，故而强调因果关系适用的有限性与条件性就特别重要。因此，安德森( Ander- son，2014) 强调，原因与结果之间明确与稳定的关系更可能在某种“限制”(limits) 或某个“域”(field) 中存在。换言之，确定因果域的本质便是界定案例选择范围，或从理论上建构研究总体。

　　其次，详细说明案例选择的主要考量与方法。次国家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从而扩大了可供分析案例的数量。对此，本文尤其建议研究者通过基于回归的统计方式或基于集合论的逻辑方式来选择特定的案例，如典型案例或异常案例。当然，在单一国家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中，研究者还会利用系统的次国家比较路径(systematic subnational comparison) 与变异导向的比较路径(variationoriented comparison) 来选择案例(Zuo，2015) 。前者指的是研究 者根据某一特征(群) 将样本分类，从而保证在该特征上的组内最大相似，然后再从各组选取相关案例 进行分析。例如，在讨论 1978 年后的去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郑在浩(Chung，2000) 将中国的省份分为 三个组，即“先行者”(pioneers) 、“随大流”(bandwagoners) 和“抵抗者”(resisters) ，再从每个组中选择最符合改组定义和特征的典型省份，最后进行下一步的因果推论。此外，研究者还可以根据研究问题与理论建构等来选取合适案例: 例如，在探讨省级领导在改革战略中的作用时，张赞贤等人的研究(Cheung et al.，1998) 并没有选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省份样本，而是根据案例在揭示经济改革战略和模式中的重要 性来选取的。对于跨国的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我们则建议研究者尽可能地运用多元化的案例选择策略，并进行详细讨论。

　　再次，在因果推断中，无论是一般案例比较还是次国家的案例比较分析，我们均建议研究者尝试从两方面来应对“一果多因”的挑战: 一方面，强化由证据到因果的必要陈述，并注意排除潜在的竞争性假设; 另一方面，尝试检验结果产生的前因条件组合，而非单一的必要条件。

　　最后，通过跨方法的研究设计使得案例选择成为跨案例分析与案例内推断的桥梁。正如利普哈特(Lijphart，1971) 所强调的那样，在学者面临“变量多、案例少”的窘境时，将比较方法与不同类型的 案例研究结合，将成为学研究中最有益的方工具之一。因此，我们也强烈建议研究者尝试将跨 案例分析与案例内推断(如过程追踪) 结合起来，用多元方法研究来进行从因果关系到因果机制的分析。本文接下来所展示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本文将通过聚焦一项有关中国西南地区发展与贫困治理的研究，来呈现单一国家的次国家比较案例分析如何进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转型国家，中国在次国家层面所特有的制度特征使其成为次国家比较分析的重要案例。首先，中国的多层级政府体系囊括了等级鲜明、规模大小不一的行政单位。其次，在后分税制时代，中国诸多经济发展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政策主要是由次国家地方政府贯彻执行的; 同时，由于诸多再分配事务远未实现中央统筹，中国的次中央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 既是各地区经 济发展事务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再分配项目的主要承担者。最后，从政策过程来看，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的制度创新机制，这其中不仅包含复杂且丰富的政府间互动与政府内博弈，也为社会政策的实施与公共物品的供给等诸多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如上所述，“受控比较”的核心特征是有意识地选择那些除了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相似的案例(组)来进行比较分析，这一比较思路尤其适合单一国家的次国家比较分析。

　　经济增长是否有助于穷人脱离贫困? 这是比较学与经济学等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多年来大规模的减贫实践为该问题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聚焦于中国西南地区，唐纳森 (Donaldson，2011) 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 尽管贵州的经济增长速度比邻近的云南要慢，但为何贵州在减少贫困方面做得更好? 具体而言，尽管同时期云南的经济增速超过了贵州，但云南贫困县的农村净收入落后于贵州。从研究设计角度来看，该研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 为什么选择云南与贵州进行比较? 作者认为对于讨论经济增长与减贫这一问题，中国的省际比较设计是相对合适的。这主要是因为: (1) 在核心自变量方面，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相对于其他级别的次国家政府拥有相对更多的区域发展与治理权限来设计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为比较分析提供了足够多的关键变量的差异性; (2) 在控制其他变量上，聚焦一国内部的比较案例分析也便于控制跨国设计中难以控制的变量(如国家政策、宏观文化、历史和地理等) 。

　　因此，选择同处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贵州两省作为比较的案例，似乎符合“受控比较”的分析思路，即研究者应尽可能选择在除了自变量外其他变量均相似的案例(组) 来进行比较。但作者并没有以此来为其案例选择辩护，而是运用了更为客观的案例选择方法———基于回归的案例选择方法(具体过程详见该书的附录部分) 。简要而言，作者以农村贫困率的变化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地理位置和初始贫困率为自变量建构了回归模型( 见表2) ，并选择异常值( 即残差值最大的案例) 进行下一步研究。文章发 现，贵州和云南是回归线两侧最极端的离群省份。

　　确定比较案例后，作者开始尝试解释上述差异，并列出了不同类别的影响减贫的候选解释因素。随后作者进一步论述，尽管这些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率，但由于云南、贵州两省非常类似，在诸如经济(煤炭、烟草生产排名以及主要矿产数量等)、地理(人均耕地面积、降雨量等) 、人口(规模与密度、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等) 和因素(政府结构与当时的中央补贴政策等) 等方面均比较接近。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重要的变量完全或几乎相同。因而，作者在分析了两省在经济发展战略与加快居民收 入增长的政策之后，认为两省在减贫方面的差异很可能是“细微之处见真章”。

　　在排除了诸多因素和竞争性解释后，作者认为，云南、贵州两省在减贫绩效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地方发展战略，并主要表现在四个看似不太相关的因素上: 道路类型和密度、居民外迁模式、旅游发展策略，以及煤矿开采。例如，贵州在该时期并没有优先修建连接大城市的公路，而是修建了价格低廉的乡村公路，改善了贫困农民通往集镇的途径———而这一策略很难说是经济增长导向的。再如，贵州的旅游发展策略是“多点开花”，并为更多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云南则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少数几个主要景点，省内其他地区的民众则很难获益。在作者看来，这些不同侧面的因素最终汇聚成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解释: 云南在 2010 年之前采取的是类似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策略，致力于大规模的公共投资; 而贵州则类似于作者所言的“微观导向”的政府，并将贫困视作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由微观干预来解决，贫困居民也直接参与其中并获取收益。这也解释了贵州在经济相对低增长的情况下，如何更为出色地实施了减贫政策。总体来看，唐纳森的研究为次国家的比较案例分析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依托于重要的理论视角，从一个看似反直觉的问题入手，运用相对科学的方法来挑选案例，再通过详细展示因果机制，最后将结论上升为更为宏大的理论解释以彰显研究的外部有效性。

　　该研究在应对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难点上有两个方面值得参考。其一，在案例选择上，研究者通常应当根据自变量来选择解释案例，而由于次国家比较研究的“案例”往往是次国家分析单元与被解释对象(如前述示例中的福利支出或社会政策)的组合，因此，研究者更应该重视如何根据解释变量的条件组合来选择案例———比如该研究基于回归来选择异常案例的方式。其二，利用了空间在控制性比较中的作用，即将观察单位之间的地理连通性转换为因果分析上的可控比较，从而排除了诸多类似经济、地理等干扰因素的影响。

　　各国在经济体制、历史传承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研究者在进行跨国的次国家比较分析时，需要控制的潜在因素则更多也更复杂。因此，与单一国家相比，跨国的比较分析在研究设计的难度更大，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要求也更高。对此，依靠“受控比较” 等单一的研究设计思路可能难以奏效。本文认为，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情境，在研究设计中寻求多种比较思路、融合跨案例分析与案例内推断的多元方法研究设计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而其中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选 择分析案例。因此，对于跨国的次国家比较研究而言，其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仍是万变不离其宗: 将案例选择与因果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尽可能地保持控制变量差异最小化，根据核心自变量(组合) 来选择最佳的比较案例，并以此进行后续分析。本文将通过一项对拉美地区社会政策在次国家层面执行差异的比较分析，来对此进行阐述。

　　社会政策的执行往往处于一国的次国家层面，而哪些因素会以何种方式影响社会政策的执行? 从寻求差异最大化的比较策略而言，这一研究问题适用于跨国的次国家比较案例分析。具体而言，涅季维茨基( Niedzwiecki，2018) 则尝试回答: 为什么拉美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执行情况各不相同? 其中复杂的联邦体制起到了何种作用? 该研究的背景与拉美国家近几十年来广泛扩张的社会政策紧密相关。其中，在卫生医疗与社会保护领域，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与预防性医疗保健项目这两大社会政策的效 果尤其显著。并且，这两大政策的特征———非自由裁量性、广泛的针对性和非缴费性———与以往该地区的社会救助模式不同，因而也格外引人关注。

　　在国家层面，作者选取阿根廷和巴西作为进一步比较的国家。其依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阿根廷和巴西是拉美地区最为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在管辖区域内拥有财政、部分、政策等方面的重要权限，而国家( 联邦) 政府均要依赖次国家层面的合作才能使得这些社会政策得以顺利推行。换言之，地方政府在这些政策实施上合作与否的程度及其原因，是该研究关注的核心。其二，自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这两个国家也具有相似的福利国家发展趋势，使得两国在福利政策制定上具有大致相同的起点。

　　解决了相对容易的国家层面的选择，接下来依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选择两国的哪些次国家单元来进行比较分析? 即选择哪些案例来分析? 在多国家设计中，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但基本的原则是确定的，即案例选择的依据与因果分析框架的建构是相辅相成的。在进行实证分析前，作者也详细讨论了其理论要点与案例选择的“正当性”。作者首先强调:“案例”在该书中指的是一个州(省)或市与一项社会政策的联合体( Niedzwiecki，2018) 。类似的定义也为其他比较学者所惯用，而如此理解“案例”则 可以为传统的比较方法运用铺平道路，即构建充分/必要条件这一逻辑因果(陈超、李响，2019) 。

　　借助该研究的主要论点之一——政策责任归属与该政策相关的结盟(political alignments) 对政策实施有重要影响，作者通过选择责任是否清晰的政策与是否结盟的次国家政府，列举出了所有的案例 组合( 见表3)。作者进一步论证，政策的责任归属清晰与否，是地方结盟对政策实施产生影响的 前提性条件，从而可以排除掉那些不相关的案例组合3。作者还认为，辖区基础性能力(territorial infra-structure) 对政策执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大量的实地调研与访谈，作者建立了辖区基础性能力类型学，即强或弱的次国家机构，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案例也表明，拥有强大的国家 机构对于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协同作用是必要的。同时，市民社会的角色与之前实施的社会政策的影响 ( 政策遗产) 紧密相关。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并结合大量的量化分析与质性访谈，作者最终从阿根廷与巴西各选择了两个省 级单位，在省内再各选择两个城市，以进行量化分析与质性案例研究(见表4) 。作者基本的思路是: 在主要控制变量上保持大致不变，而在核心自变量上保持较大的差异，并根据自变量来选择案例。经过多层次的案例选择方法，并结合跨案例比较与案例内推断的多元方法研究设计，该研究的结论也是逻辑性而非结构化的: 结盟、辖区基础性能力和政策遗产是以一种条件组合的方式影响国家政策实施的成效，并不存在任何单一必要的或充分的变量; 同时，独立变量对结果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政策和国家的不同而各异。

　　综上，本文认为，该研究在应对上述难点中有三个方面值得参考。其一，在选择不同层次的次国家单元上，研究者可以根据相关的制度、市场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量，并根据解释变量(组合)对不同次国家单元的影响权重来选择案例。当然，无论是何种选择策略，研究者还需要尽可能地保 持控制变量差异的最小化，这也是控制性比较的基本准则。其二，该研究完整呈现了国家层次与省级、城市等次国家层面之间互动，并尝试建构多层次的理论解释。其三，基于上述研究设计的发现比单纯依 靠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更加可靠，而由此建构的理论框架也具有更为强大的内部有效性。当然，基于南美两国所提炼的理论发现是否具有外部有效性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对于比较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方面，除了提醒研究者重视不同分析 层次的作用与局限外，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也在不断拓展比较学的理论边界，并重新审视那些在国 家层面建构起来的理论命题。例如，部分研究从国家层面出发，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属于诸如发展型国家、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等模式 (Knight，2014; Montinola et al. 1995) ，但从次国家层面入手，中国在市场生成路径、国家与社会关系、外资分布，以及社会政策执行等多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区域异质性。因此，近十年来，诸多研究已经开始从次国家比较分析来比较或总结中国的区域发展经验 (如Nee & Opper，2012) 。而另一方面，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的基本设计思路依然是基于“受控比较”方法，但在具体分析上，该方法在样本规模、因果多样性与研究情境复杂性等各方面均面临不小的挑战。

　　对此，本文也尝试从研究设计中的研究实例入手，探讨了若干应对之策。其一，在案例选择上，次国家比较研究的“案例”往往是次国家分析单元与被解释对象的组合，因此研究者更应该重视如何根据解释变量的条件组合来选择案例，比如基于回归分析来选择异常案例，或是基于核心影响因素的类型学来选择正面或负面案例。其二，在综合考虑国家与次国家层面互动上，应该兼顾国家(间)的制度、 市场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并根据解释变量对不同次国家单元的影响权重来进行理论建构与因果分 析，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尽可能地保持控制变量差异的最小化。其三，重视空间的作用，即尝试应用不同分析单位的地理连通性来建构理论与分析框架。

　　随着各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和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比较学的方法工具箱已经不再局限于案例比较，中超买球而是从单一的少案例比较分析，逐渐迈向跨案例分析与案例内推断相结合的多元方法研究。因此，研究者的比较技艺不仅仅体现在其方工具箱的丰富程度，更在于如何将这些方法有机结合，以服务于逻辑严谨且因果链条清晰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

　　首先，将案例选择融入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中。在案例研究或质性研究中，案例选择是因果解释的基础，有偏误的案例选择往往会削弱乃至摧毁整个因果解释的可信度(叶成城等，2018) 。而在多元方法研究中，大样本分析后的案例选择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连接定量与质性研究的“桥梁”(游宇、陈超，2020) 。在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中，案例选择并非简单地选择那些需要进行统计建模或深入分析的观察对象，其过程本身就是在因果层面建构相关的类型学或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在上述研究示例分 析中也在着重讨论这一点。

　　其次，重视跨案例分析与案例内推断相结合的研究设计。次国家层面的比较案例研究，往往涉及不 同程度的纵向各级政府间的互动、不同制度与政策在各级政府内的空间扩散，而多国家的比较研究还意 味着更为复杂的案例选择与因果机制。而且，多数的社会行动与结果均是由一系列因素或条件组合在 特定的机制下导致的，这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从识别因果关系与厘清因果机制两方面来进行探索(唐世平，2018) 。对此，如何将过程追踪或历史制度主义嵌入到跨案例分析之中来完成核心的次国家比较的 因果推断目标，值得研究者不断践行与摸索。

　　最后，一项富有理论生命力的研究通常是研究者思维艺术与研究技术的有机融合———其往往来自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观察与实地调研，并基于因果推断提炼出值得反思的理论框架。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特有的制度设置与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经验，为比较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 丰富的分析素材和观察对象，而如何通过次国家比较案例研究来“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新理论新知识，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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