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买球财政学案例大全doc

　　中超买球财政学案例（全） （1-18章，每章各2各案例，依次类推） 案例1．从身边的现象认识财政学 都看到过这样一些经济学现象—— 1、高校在校大学生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2.3元的副食品价格补贴； 2、到目前为止，全日制国家计划内培养的研究生不用交学费，而且每月还得到几百元的生活补贴； 3、一直以来，国家在高校对大学生设立了多种奖学金，包括优秀生奖学金、困难家庭学生奖学金、特殊专业奖学金等等，每月从一百多元到几百元不等； 4、为解决高校学生助学的担保问题，国家设立了风险补偿基金，由财政、高校各出资二分之一，推动各个商业银行为高校困难家庭大学生提供助学； 5、2005年起，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收杂费、课本费，对寄宿生还给予生活补贴。 那么上面这些补贴、奖学金等等，是由谁提供资金呢？翻开《财政学》课本，你就能捅破蒙在这些现象上的窗户纸。由于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而且与我们大学生的利益息息相关，透过这些现象，分析它们的共同本质，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学、财政学的理论和知识。 对于财政的产生有多种观点，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国家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国家意志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其中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是财政分配的主体，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而西方国家自1776年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以来，经历了200多年，斯密认为财政是国家维持社会治安、支持自由竞争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财政是国家干预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理论界对财政学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出现了“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等新观点。不管观点发生什么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财政与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财政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正如上面的例子中与学生读书有关的现象中，始终少不了政府这个重要角色的参与，也正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国家支持教育的政策得到了落实，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样看来，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就变得具体了，在今后的学习中，大家不妨多联系身边的小事思考，你会有不少意外收获的。 ※

　　案例2．公共财政与中国的发展 公共财政最大的特点是“公共性”，即财政支出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包括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现实生活中财政支出是否体现了这一特点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数据—— 1、国际上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而我国这一比重1980年为27.2%，1985年为22.4%，1990年为16.6%，到1995年已降为11.7%，到2005年回升到21%左右。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支出不断上升，增速大大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速。据统计，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率平均每年17.7%，而同期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率12.3%。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4.7%，2003年则达到19%。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平均为9.5%，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2.3%，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4.9%，低收入国家为18.1%。 3、我国各级财政给予国有企业大量补贴。据统计，从1994-2003年这10年中，平均每年补贴企业亏损超过近300亿元，累计补贴了3088.2亿元。如果从1989年-2003年计，平均每年需要补贴企业亏损近400亿元，累计补贴了5632.45亿元。 4、据有关报道，青海省有些县一年的科技经费仅为500元，有的甚至分文没有。该省海北州海晏县一年的科技经费只有2000元，因无力支付电话费用，电话早已被撤掉。连最起码的通讯电话都没有，更谈不上信息化、网络化服务了。 这些数据反映了公共财政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联系中央提出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可以看出财政改革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财政的正确位置在哪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判断财政是否“缺位”“错位”、“越位”的前提是明确财政的正确位置，也就是明确在当今社会，财政应当负责哪些事情、不应当负责哪些事情，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不该做的事情甩掉。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由改革前的较高水平到上世纪90年代的低水平，与我国财政改革的中心—放权让利密不可分，而后这一比重呈上升趋势，是与财政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上升以及公共财政的归位有关；行政管理支出增速快一方面反映着财政的公共性正在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与我国政府部门规模的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存在反映着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经营性领域的现实；而部分地区科技投入少，反映着这些地方财政困难的程度以及对科技投入的忽视。联系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共财政的理论与传统财政学理论的不同之处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的存在，也正是由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财政的研究内容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并且可以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借鉴到不少有用的经验和做法。 ※

　　案例1．公厕管理改革的尴尬 俗话说，人有三急，可偏偏有时不能如愿。2002年11月的一天，上海市一公共厕所前，一位老大娘急匆匆赶来，拿出二角钱给管理员，还没进去就被管理员拦住了，管理员指指门口立着的一块告示牌说：1块一次。老大娘吃惊地说：怎么要这么多钱？这时，一位小伙子急急忙忙要闯进去，管理员伸手把他给拉住了，小伙子求饶说“我拉肚子”，可管理员还是不松手，对他说，你拉金子也不关我事，先交钱再进去。两人在厕所门前吵了起来，看热闹的人都嘀咕着说：上个洗手间干嘛要这么贵，一天要是上个十次八次那一个月得花多少钱。旁边一个人接过话岔说，那一个月得三百块，我这一个月低保金差不多花完了。 这个场面不只发生在上海，近年来上海、武汉等城市进行了公厕民营化的尝试，引发了对于公用厕所收费及管理的议论。2002年11月，上海市一位居民经过公开招投标，成为一家星级公厕的经营者。之后，武汉武昌火车站出口处一家公厕在2003年8月拍出了62.15万元的天价，引起社会的轰动。 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进行公共管理经营，政府既能大大降低公共管理的投入成本，又能给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应该说这是由有限政府向无限政府变革过程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市场激励机制的介入，不能以损害和破坏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众两者共同利益诉求的对称和平衡为代价。有人算了一笔账，一年上交管理费20万元，就算不考虑水、电、人工等费用，平均每天起码要得到548元才能保本。这必然转嫁到如厕的居民或游客身上，假设一天有1000人次如厕，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纳0.55元，如果有500人次，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纳1元。要是经营者头脑更灵活一些，想象力更丰富一些，兴许会在附加一些服务，如提供书刊欣赏、音乐欣赏等，当然那是要另外收费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服务的收入来弥补主要业务的亏空，这样，这一公共服务就会变味了。 时隔不久，又有报道说，武昌火车站以62.15万元高价获得经营权的公厕，因超标收费被收回经营权。这已是第二次因超标收费被收回经营权。同一天又有报道说，青岛市一座移动公厕4年经营权拍出80万元的天价。竞拍人准备按每人5元甚至10元的价格收费，而绝大多数青岛市民对这个价码不能接受。 有人评论说：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成了大多数人的奢望；最基本的城市公共设施成了少数个人资本的赢利场所。这显然不是政府管理与社会公众共同利益诉求的归宿和目标。在栈桥附近的黄金地段，凭借地理优势和垄断经营搞天价收费，在这种前提下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将利润最大化放在了首位，这必将使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都有失公平。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厕管理进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以前，由于公厕不收费，卫生条件很差，现在有些公厕通过收费并承包给专人管理，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这是有目共堵的。这样的改革一方面降低了公共管理成本，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社会公众。但对于这种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有关部门应该保证各个方面的市场激励机制与此相适应，而不能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这种现象正好说明：某些地方公共设施服务商业化倾向严重，其重要原因是管理者未能划清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区别，以及分别供给这两类服务产品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市场产业与公业的不同，简单地倡导公共设施服务市场化、产业化，把为私人服务的市场产业与公共服务产业混为一谈，造成一些地区公共设施服务的变味。 5 ※

　　案例2．便宜的“救命药”为何没人生产 因患白血病入院治疗一年多的上海患儿明明不会想到，历时半年、好不容易配对成功，骨髓移植手术却无法按期进行，因为医院里的关键药物断货了。据了解，这种药物疗效好，毒性反应低，但就因为价格便宜，几乎没有厂家愿意生产。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在很多公众眼中看来，越是能治病的好药，价格就应该越高。然而，这则新闻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在药价越来越高、对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的同时，越来越多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却面临停产、短缺的困境。 这则消息让人想起“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定律。在医药市场中，可把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喻作“良币”，把价格高、疗效差的药品喻作“劣币”，后者时常能攫取好处又不受处罚，前者的价值却又得不到体现，于是产生了“逆淘汰”效应———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只能推离市场，甚至被“逼良为娼”、改头换面后以高价格重新进入市场。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如今的医药市场上的大行其道，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医院也不愿意为患者开便宜的救命药，另一方面，厂家本身是逐利的，一旦发觉某种药品的利润空间缩小，就会逐渐减产、停产，或者更改包装、品名或剂型，以新药的面目申报，以达到涨价的目的。如此廉价经典药也就逐渐被淘汰，而高价药的花样也就不断翻新。 事实上，经过17次的降价，老百姓手中的处方依然是沉甸甸的，降价的结果不是把医药销售的利润让给了消费者，而是导致那些廉价经典药被逐利的市场之手拒之门外。因此，有关部门应该考虑调整现行的药品定价政策，给廉价经典药更多的补贴，使厂家有更多的利润空间，让老百姓能够用到“救命药”。 讨共物品的提供方式，是为了明确政府负责哪些事情、财政支出规模多大，然后才能确定需要筹集多少财政收入——这就是基本思路。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道理，纯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来提供，这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从这个角度说，提供公品的行为不应掺杂经济利益和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 医疗服务可以分为公共医疗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避免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而非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主要靠市场化方式来提供，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盈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 ※

　　案例1．财政决策的科学化与化 据报道，某地有条土河，以前河道蜿蜒，河岸绿植繁茂，河里有鱼、虾，还有泥鳅和蝌蚪。后来，掘土机轰轰开来，河道被裁直挖宽，最后，又在河床严严实实地抹上了水泥。起初，人们还觉得这个将自然河变工河的美化工程搞得挺漂亮，可没过多久，周围居民发现，原来河里的鱼、虾、泥鳅和蝌蚪都没了踪影，苇草的繁茂景象也寻不见了，水体日渐混浊，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有关管理单位只得将水抽干清污，然后再放清水。又过不久，居民散步至此，那难闻的气味又得让人匆匆掩鼻离去。于是，再抽水清污，再放清水……用一位居民的话说：这叫恶性循环。 这样的河道改造工程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像这样对环境造成长久且显而易见负面影响的工程又为何能够决策和实施？最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暴露出的问题和为此举行听证会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与争议，这类似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的领导和决策部门，在欲实施一项工程时，一定要科学决策。有了科学决策，合理科学的规划设计才有保障。为此应倾听专家学者与百姓的意见和建议，甚至要反复倾听反复论证，而万不可拍拍脑袋就决定了。比如专家谈到用塑料膜这个“软衬”来做圆明园湖底防渗与用水泥这个“硬衬”改造泥河，“对河湖水环境破坏后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是“软衬”还是“硬衬”，它断绝了水生草本植物生存的土壤，阻碍了水体的代谢循环系统，河里没有了鱼，也就失去了河水的自然净化功能，甚至因为没有了侧渗，也影响到周围湿地的保护和林木根系的生长。假若有关领导和决策部门在想着为我们的城市和老百姓办实事时，能够早点倾听这些专家的论点，想到要大把大把花的都是纳税人点点积累的辛苦钱，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难堪的局面，更不会做这样愚蠢的事了。 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对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政府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到科学决策、决策。我国要建设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经济)决策的科学化、化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公共财政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财政(经济)决策的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政府和纳税人在公共物品的供需过程中产生的财政(经济)决策化问题；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产生的财政(经济)决策化问题。 5 ※

　　案例2．免费公交的不同意见 福建石狮开通5条免费公交线路，可覆盖主要城区，据说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免费公交的城市。但有人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 一是谁来保证这一决策的科学性和持续性？一个地方公共交通的发达，一般是与当地福利水平成正相关的，石狮政府财政在“免费公交”上的大手笔会不会使得卫生、环保、城市环境等投入捉襟见肘呢？政府埋单彰显的是一种社会责任，现任政府要埋单，那下任呢？这个单能买多久？ 二是如何评价这一决策对该市2000多名“摩的工”的影响。每年有关部门征收的1200多元营运费用在“一落千丈”的生意面虑过减免了没有呢？别忘了，他们也是最需要关怀的底层市民。 三是“免费公交”实际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格局，以牺牲公交总公司竞争对手或其他方面利益为前提换来的。那么，“行政手”指挥下的公交车和“市场手”配置下的“公交车”以价格双轨的非常态并行时，是市场经济的幸运还是尴尬呢？ 从国际惯例看，公交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福利事业，收费既是维持公交服务运转所必需，也是调节交通流量的杠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应该尊重市场的逻辑与理性，否则看起来很美的“免费牌”很可能既伤害了效率、也伤害了公平。 城市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属于城市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但它是市场化的供给方式，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公交车的市场行为是否有悖于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则？政府的这一决策一方面涉及到市民、其他公交车、运营摩托车等市场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公众利益，因为免费公交开行将加大公交公司的成本，要么需要财政补贴，要么减少公交公司上缴的税收。因此这样的决策必须遵循化原则，通过听证会、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等方式。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等科学决策制度，把坚持科学决策列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基本准则之一。近几年，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做出决策时强调发扬，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三峡工程的决策就是通过人代会几次讨论才得以最后通过。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社会监督的决策机制，做到财政决策科学、公开、公正、公平、透明，保障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和群众对财政决策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案例1．财政职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几年来，全国广大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共财政“阳光”的温暖：国家加大“三农”投入力度，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就达到11300多亿元，5年年均递增17％，是改革开放以来支农投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时期。 下面的事例可以让我们对财政发挥自身职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更具体的了解： 1、湖北省当阳市农民郑昌芬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往年家里收入的一大半都得花在看病吃药上。2005年，郑昌芬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住院做了心脏手术。按照合作医疗的有关规定，她得到了最高报销额2万元的补偿。（背景：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5.42亿元，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补助。） 2、自治区日喀则楠木林县尼玛老人已经73岁了，他头一次尝试了用“”的方式买房，先消费后还钱。新房子花了6万多块钱，政府补贴了1.2万，自家的积蓄将近3万，还从银行2万块。对于这两万元的“欠债”，他并不担心，因为政府早有考虑。他所在的楠木林县是著名的土豆之乡，在财政部门配套资金的支持下,2006年土豆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还没到收获时节，土豆协会已经给大家找好了买家。他高兴地说：种土豆一年能收入4000元，还有孩子出去打工，两年就能还上。 3、今后，山东省部分地方的农民养奶牛时，如果怕风险可以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还给予４０％的保费补贴。为扶持农民发展生产，山东省、市、县政府财政将安排必要的资金，对参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政府对奶牛、蔬菜大棚保险补贴保费比例为４０％；对小麦、玉米保险保费补贴５０％。同时，省、市、县财政还将分别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由财政拨付资金。 长期以来，中央和省级、甚至县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明显低于对城市的投入。在这种财政分配格局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城乡收入——公共品价格倒挂现象：城市居民的收入本来就远高于农民，财政又慷慨地补贴城市的公共品供应，从而使得农村各种公共品的供应价格显著地高于城市。比如，农村电价一直比城市电价高。一直到2004年4月份，在全国范围内才做到了城乡居民用电同价。而教育迄今还远没有实现同价。城市的公立学校基本上是免费的，在农村却远非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部曾在中部地区三个县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农村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及中小学杂费等主要由农民直接负担的教育投入占到了全县教育经费的40％左右。另外40%-50%是由乡镇财政承担，而乡财政的教育拨款也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也就是说，由农民直接、间接负担的教育投入占到全县教育经费的80％－90％，相比之下，县、省和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根据中央关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精神，财政部门决定把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作为“十一五”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2006年，将继续推进和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全国试点范围将从上年的23.7％扩大到40％，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一倍，分别由10元提高到20元。财政投入的钱多了，农民住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将会相应提高，医疗费用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 据了解，“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将继续扩大。国家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和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将给予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都将免除学杂费优待。2006年，国家将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支农资金的增量将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将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将高于上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直补资金将再增加10亿元。进一步扩大农机具购置资金的补贴范围，调整补贴重点。财政还将进一步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的投入，促进农业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油助力。 财政是政府的公共经济活动，其目的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宗旨也无疑是为全体社会公民谋利益的。不管财政这个词怎么样定义、财政分配如何进行、财政支出范围如何调整，财政都要围绕“民生”不断改革和完善，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造福亿万人民。“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其终极的目标应该是让农村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共同产品与服务，实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可以思考：要做到“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需要发挥财政哪些职能？如何才能实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 5 ※

　　案例2．财政职能与收入公平分配 据媒体报道，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说，如加上福利，电力、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5-10倍。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西安市一家烟草公司配送中心一名职员每年基本维持将近60000元的收入——这包括基本工资9600元，效益工资约36000元，通讯、交通、菜篮子等各种补贴约4800元，公积金存款约10000元。这还不包括当年的年终奖金。而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民工有的一个月只有400、500元收入，而且劳动条件极其艰苦，劳动强度很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０．２～０．３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贫富差距的扩大将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保障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财政支出无疑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这一目前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不管其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其中，财政将作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机制的重要杠杆，可以采取税收、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措施缓解这个问题。 ※

　　案例1、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 据报道，为进一步加大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力度，确保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经国务院批准，从2005年开始，中央政府每年出资10亿元实行“国家助学奖学金”制度。这项奖学金分为两部分，“助学金”面对全国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中的特别贫困家庭学生，每人每月资助150元生活费，资助人数53万人。“奖学金”面对全国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每人每年资助4000元，资助人数5万人。 事实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中也包含相当一部分的支出用于保障低收入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从根本上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就必须提高低收入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又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低收入者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与社会、家庭相比，各级政府应是资助高校贫困生的第一责任人，财政应当成为资助高校贫困生的最主要资金来源。另据了解，自2000年设立国家助学以来，全国已累计审批学生152.93万人，累计审批合同122.53亿元，我国已基本建成了以国家助学为主体的“奖、贷、助、补、减”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目前，中央部委直属高校中凡符合政策规定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中国银行发放的。大多数的地方高校正在按新机制积极落实国家助学银行，并已开始的审批和发放工作。 从上述每年10亿元的助学奖学金的分配中，我们看到，其中80%作为助学金、20%作为奖学金，这说明政府是把公平摆在优先位置，体现了财政支出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导向。 5 ※

　　案例2.关注民生成为财政工作主旋律 关注财政工作的人们欣喜地发现，我国财政工作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关注民生已逐步成为财政工作主旋律。从媒体的报道可以找到不少相关的新闻： 从2007年7月1日开始，重庆市的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时可以获得由地方财政支持的人均500元补助和50元的保险费。这是国家财政大力支持的农村公共卫生项目之一—降低中西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一项重要举措。 根据财政部2007年的工作计划，在医疗卫生领域，2007年我国将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到全国80%的县，地方财政补贴标准也要全部提高到每人20元，同时继续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研究实施免费防治重大传染病政策，加大基层卫生人员培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财政部统计显示，包括中西部地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地方病防治等在内的几十项农村公共卫生项目成为国家财政支持的重点。2003年到2006年，中央财政共投入了143亿元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农村。 为了增强对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我国2007年还将推动初级农村低保制度试点，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扩大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并支持做好农民工及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等。 在教育领域，2007年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深入研究建立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从秋季学期开始，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为此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投入经费154亿元左右。 统计数字是枯燥的，也是颇有说服力的。2006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长较快领域集中在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民生领域，其中医疗卫生支出138亿元，同比增长65.4%；教育支出538.33亿元，增长40.1%；社会保障支出2023亿元，增长23.7%。 另据统计，2007年1-5月，财政在卫生、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增长较快，其中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加108亿元，增长29.4%；教育支出同比增加475亿元，增长2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加389亿元，增长32.9%。 上述事例说明：我国正在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财政政策体系，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来确定财政投入的方向，加大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致力于多层次调节收入分配。正如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所说的，公共财政的核心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和相应的财税政策，帮助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更加关注民生，为全体国民谋福利。 ※

　　案例1．行政管理费支出及其使用效率 自从重庆忠县黄金镇办公楼群2005年落成后，当地群众对该建筑群的议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党员罗广福等多位村民认为，该镇党委、政府修建办公大楼，竟然修成了城楼的样式!这栋耗资400余万元的仿古建筑气势不凡，门前的台阶有6层111阶。当地群众称，“”前的台阶两旁有对称的6幢房子，形成“王”字排列，颇具威严之势，而“”主楼成了“主”字的一“点”。 记者经调查得知，该办公区共花费400多万元，加上办公家具，耗资超过500万元。当记者问黄金镇的干部，哪来四五百万元修建办公楼时，几位干部称，黄金镇是举债修建办公楼，到目前为止，还欠着许多单位和个人的钱。黄金镇主席团主席高兴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镇2004年财政收入在400万元左右，但一年全镇教师工资就要花费300多万元。修办公楼资金主要是该镇在改制一家水泥厂时，安置职工后，还节余100多万元，加上一年镇财政节余几十万元，就修了这新办公区。他承认现在还欠建筑商160多万元，不过水泥厂还欠着镇上几百万元。 黄金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整个黄金镇政府大院占地10亩左右，但黄金镇政府修建政府办公大楼征用了黄金村的土地后，却没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给农民相应的补偿。村民们说，镇政府还在他们种柑橘补偿的粮食里边做了手脚——本来每亩补偿150公斤粮食，可发下来的却只有135公斤。 行政管理费是政府支出的大头，主要用于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费支出一直居高不下，虽然经过多次机构改革，但是现在存在着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效益不高等问题。行政管理费的规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的运转效率等等。一般来说，行政管理费的规模与前两个因素成正相关的关系，而后两个因素则直接决定了行政管理费的规模及其使用效率。 黄金镇的事情并非绝无仅有，而是部分地区和部门热衷于建设楼堂馆所的一个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一直居高不下。也正因为如此，中央近几年来一直强调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办公楼的建设规模和档次，坚决实行行政管理支出的零增长。 5 ※

　　案例2．财政支持教育的生动实践 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经费投入，财政支出中教育拨款的比例不断提高。2007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教育支出，安排858.54亿元，比2006年增加252.49亿元，增长41.7%。为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全面建立并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95.1亿元，用于扩大政策受益面，提高资助标准。此外，2007年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在巩固西部地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中部和东部地区也将全面推行，对全国1.5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落实免除学杂费政策。 为切实减轻经济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国家2007年大幅度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新资助体系的资助强度、资助范围明显加大，国家奖学金从过去每生每年4000元，增加到8000元，每年奖励资助5万人，新设立的国家励志奖学金为5000元，每年奖励资助51万人。高校的国家助学金由过去的生均每年1500元，增加到生均每年2000元，范围从过去的每年的53万人，扩大到340万人，比例由过去在校生总数的3%，提高到20%。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由过去的每生每年1000元，增加到每生每年1500元。范围从过去的每年80万人，覆盖到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从过去在校生总数的5%，扩大到90%。新资助体系建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2007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后半年，国家对贫困生的资助经费将达到154亿元，2008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将达到308亿元。今后国家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经费将达到500亿元。这样每年大约有400万大学生（占在校生1/5）和1600万中职学生得到各种形式的资助。这一体系是建国以来资助面最大、资助力度最强、资助措施最全面的一个体系。它说明，国家更重视教育的公平，把教育作为公品来提供。这与十几年前曾经出现的“教育产业化”的恰恰相反，这也是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 据中国新闻社2007年4月报道：近几年来，广西三江县加大对学校办学条件的投入，所有的学校都有了教学楼，教学楼成为各村最好的楼房。同时争取到区内外援助改善办学条件资金620万元，新建校舍16栋7600多平方米，有6000多名贫困生得到社会各界的扶持帮助，广大群众也自觉参与“两基”攻坚工作，群众投工投劳支持学校建设不计其数。该县富禄乡岑牙村的群众用肩挑背扛从7.5公里外将建校所需材料运到村里，群众投工投劳价值达15万元，一栋534平方米的教学楼建了4年，全靠老百姓将建材从山下扛上山顶，被称为“背上山的教学楼”。 ※

　　案例1．大学生医保制度迫切需要改革 兰州大学外语学院学生蔡云是被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保送到兰州大学读研的，曾任广西师大外国语学院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学习成绩优秀。天有不测风云，就在2005年6月一次登山后，蔡云患了一种怪病，大部分听力丧失，一直头晕。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兰州大学纷纷为她捐款，她的同学也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一开始蔡云在兰大附属二院接受治疗，花费一万多元无果后，她转院到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正在她为昂贵的医药费犯愁时，她的母亲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另据2006年1月12日福建日报报道，沈阳大学第一食堂门口，几名同学站在瑟瑟的寒风里，守着一个红色募捐箱，一张张饱含深情的募捐倡议书被分发到路过的学生手中，他们正在为沈阳大学国际商学院2004级国际会计班身患尿毒症的王聪楠同学募捐。 近年来媒体有关高校在校生身患重病的报道不少，虽然通过社会的捐助可以部分缓解困难，但毕竟具有不确定性，许多患重病的学生不得不中途放弃学业，甚至因为无钱治疗过早离开人世。 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患重病的比率呈上升趋势。武汉某高校一年里出现了13位身患重病的大学生，医疗费用每人均达10万元左右。类似的问题几乎困扰所有高校。而目前我国实施的高校公费医疗标准是1995年修订的，每名在校大学生每年60元。不少人把高校公费医疗政策称之为“休眠的政策”。 据了解，江苏将大学生的医疗保险纳入了合作医疗中，每年由大学生和学校交纳保费。劳动保障部医保司正在考虑将大学生医保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之中，特困重病学生可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民政救助。 大学生患上需花费高额医疗费的重大疾病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予他们制度上的保障？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多层次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制。在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加大大学生医疗保障的经费投入的同时，通过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在大学生中全面推行商业医疗保险，逐步解决大学生医疗保障问题。 近几年实行医改后，生均医疗费用每年不到100元，导致患大重病学生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另一方面，高校医疗覆盖的范围也仅限计划内统招的大学生，对于各高校二级学院、扩招及高职高专的学生，国家也都没有专门拨款；更为令人担忧的，则是对于意外受害的大学生缺乏相应的救助机制。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是政府的职责，不能够因其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而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5 ※

　　案例2．税式支出力度加大 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分析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呈现良性循环态势的原因，不难发现税式支出作为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2002年我国税式支出总额（包括出口退税和减免税）达2159．52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2．7％。它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促进外贸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外贸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2002年，全国直接办理的出口退税达744．32亿元，免抵调库增值税514．5亿元，两项合计1258．82亿元，比1999年翻了一番，比2001年增加187．31亿元。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支持外资经济的稳步发展。2002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稳步扩大，外资经济和涉外税收的双丰收与前些年对涉外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分不开。1998年～2001年，我国给予涉外企业的税收减免总额超过500亿元。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进步。2002年，全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为70．42亿元，比上年增长139．8％，占税式支出总额的3．3％，其中，软件、集成电路的税收减免达25．51亿元。国家给予科研及技术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税式支出是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注意利用税式支出调节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学习中注意把握的一个问题。 ※

　　案例1．青藏铁路将长期亏本运营 2006年7月3日，北京铁路局在北京至拉萨的首趟列车上召开了新闻通气会，铁道部青藏办负责人在列车上回答记者关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记者问及铁路何时能收回成本的问题，铁道部青藏办负责人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和一些发达国家一样，全部秉承公益的宗旨，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他说：“按照目前的票价来计算，青藏铁路肯定是要亏本的。”据介绍，各地到拉萨的硬座票票价全部和普通列车一样，没有增加任何费用，只是硬卧和软卧稍微提高，但总体上来看，离国家的投入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他表示，青藏铁路高达330多亿元人民币的建设投入以及后期的管理投入成本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青藏铁路客运和货运都将长期亏损，“我们只能尽量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记者从铁道部和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获悉，青藏铁路初期开通运营方案已经出炉，北京至拉萨首列旅客列车7月1日从北京西站出发。其中，北京西至拉萨全程4064公里，硬座票价389元，硬卧（下）813元，软卧（下）1262元。成都至拉萨全程3360公里，硬座票价331元，硬卧（下）712元，软卧（下）1104元。重庆至拉萨全程3654公里，硬座票价355元，硬卧（下）754元，软卧（下）1168元。兰州至拉萨全程2188公里，硬座票价242元，硬卧（下）552元，软卧（下）854元。西宁至拉萨全程1972公里，硬座票价226元，硬卧（下）523元，软卧（下）810元。 政府支出的效益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与私人支出所不同的地方。青藏铁路不能只看作是市场中的一个商品，也不能够只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它的效益。兴建进藏铁路，把地区与其他兄弟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高原人民的期盼，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早在1919年完成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先生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铁路干线，提出了建设拉萨至兰州、拉萨至成都、拉萨至于田等铁路的宏伟设想。光阴荏苒，转眼已是世纪之交。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人民已经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为青藏铁路铺向拉萨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这是人类铁路建设史上亘古未有的穿越：从格尔木到拉萨，1142公里的铁路线公里，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550公里，所经地区大部分属于生命禁区和无人区。国家批准的工程建设总投资为330．9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里投资高达2900万元。难题是：近期出藏物资有限，运进与运出量差距较大，空车出藏现象不可避免。加之高原环境下运营成本高，有人据此断言青藏铁路将成为一条“赔钱路”。目前，通过公路进藏的物资主要是粮食、能源、原材料和日用工业品，出藏物资主要是土畜产品、木材和矿产品等。专家分析，铁路运营后，经济社会发展将发生巨大变化。10年内，旅游、矿产开发、绿色食品加工、藏医药等优势产业将加速培育。藏东玉龙铜矿为代表的矿产勘探开发，资源丰富、运量巨大，将与铁路同步发展，逐步平衡运进运出量的差距。客运可能成为青藏铁路实现经济效益的第一支柱。据预测，2007年正式运营时，每年通过铁路进出藏旅客可达90万人次以上。目前，青藏铁路公司已引用国际通行做法，对沿线旅游资源进行概念、形象和营销设计，在沿线著名景点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同时开行高档旅游列车，不断提高青藏铁路客运的附加值。 铁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属于公品，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由政府出资建设。除此之外，公路、桥梁、机场、水利设施、发电站等基础设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效益不明显，更多的体现为社会效益，但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必须结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进行综合评价。 5 ※

　　案例2．综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06年6月份，记者采访西北干旱省份多个调水工程后发现，由于前期论证不严谨、后期地方配套不足、开发模式落后等因素，有的项目屡屡出现工程效益发挥有限、后期调整困难等问题，有的甚至成为财政包袱。 西北调水工程普遍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工程目标宏大，超出了自然条件承受能力，并由于初期论证不严谨使工程效益降低。 投资29亿多元的“引大入秦”工程是由黄河支流大通河向甘肃省秦王川地区引水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设计年引水量4.43亿立方米，确定发展节水灌溉面积98万亩，安置移民8万人。然而1994年主体工程通水以来，到目前灌区实灌面积只有约40万亩，灌溉用水规模只有约1.4亿立方米，仅安置了5.64万移民，其中不少移民移入灌区十多年后，生活仍比较困难。 1995年12月正式批准建设的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最初计划6年时间投资30亿元，完成100万移民和200万亩土地开发，建成固海扩灌和红寺堡扬黄等4个灌区。其中吴忠市红寺堡开发区被称为全国最大的扶贫开发区，红寺堡灌区原计划开发土地100万亩，移民47.5万人。后由于移民引发灌区生态问题和原工程项目设计缺陷等原因，工程中期大幅调减移民和土地开发规模，其中红寺堡灌区调整为移民20万人、开发灌溉面积40万亩。目前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已耗资30多亿元，但移民和土地开发规模尚未达到调减后的目标。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多数大型引水扶贫工程被配套工程拖了后腿。由于地方配套资金难落实，致使这些投资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大型引水工程功亏一篑，长时间卡壳于配套环节，工期不断延期影响了效益的发挥，有的甚至沦为搁置日久的“半拉子工程”、“包袱工程”。 此外，引大入秦工程、宁夏扶贫扬黄工程、盐环定扬黄扶贫灌溉工程等，也存在配套工程滞后、设施建设标准低等问题。 记者采访的这些大型引水扶贫灌溉工程的管理者普遍认为，配套工程决定着主体工程效益的发挥，最好能同时上马、同步完成。在工程上马前应对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到位的可能性和配套能力的大小进行论证，在建设过程中要强化对配套资金落实到位情况的监督，保证配套工程及时跟进。同时，国家应重视和提高配套工程的标准，使田间配套设施、渠系建设也能过硬起来。通过这些措施保证大型水利工程的工期不被延误，不致使国家投巨资建设的工程迟迟难见效益，甚至出现大批“半拉子工程”和“包袱工程”。 引大入秦工程最初的设计理念，是通过引黄河支流大通河水改善甘肃省秦王川的灌溉条件，发展粮食生产，安置从甘肃中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迁来的贫困农民。到目前已有5.64万贫困移民陆续来到秦王川新开垦的灌区，每位移民划拨2亩地从事农业生产。 然而，不少移民搬来多年生活仍旧十分贫困。据调查，永登县境内的灌区共安置了1.1万户4.34万移民，2004年人均收入在872元以下的移民约有3.54万人。秦川镇新昌村村支书姚远告诉记者：“我们村281户人家共1163人，大部分村民是1995年从宕昌县搬来的，2004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510元，2005年村里安排了一个整村推进扶贫项目，人均收入才达到836元。” 记者在甘肃疏勒河、宁夏扶贫扬黄灌溉等引水灌溉移民项目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些晚于引大入秦工程上马的项目因循的同样是调水种粮安置移民的模式，划拨给移民的土地也都是2亩左右，也同样存在脱贫力度不足的问题。 移民靠有限的土地只能解决温饱而难以脱贫，打工成了不少农要的现金收入来源。宁夏扶贫扬黄灌溉的红寺堡灌区南川乡党委禹柒虎告诉记者：“2005年南川乡人均收入为1742元，主要是靠外出打工收入。每人光靠2亩地根本不行。照我看没有10年的奋斗改变不了贫穷的面貌。” 解决上述问题，要从改变脱贫理念开始，从调水种粮变为直接补贴钱、粮，置换成工业、城市用水，同时辅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的措施，减轻西北地区的生态压力。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王继和等专家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座谈时说，目前西北干旱地区的绿洲承载能力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最好不要再开荒移民。这一地区已很难承载更多的贫困人口，不宜再搞引水灌溉等过度的农业开发，不宜再移民到绿洲而引发生态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西北地区一些大型引水灌溉移民项目因生态问题不得不降低土地开发和移民规模，即便如此，新开发土地和移民还是引发了乱开荒和超采地下水等生态问题，进而引起局部沙化和土地撂荒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这批大型引水扶贫工程几乎都存在严重的水价倒挂现象，国家或地方财政不得不拿出大量的资金来补贴水费。甘肃省引大入秦建设指挥部测算，引大入秦工程每立方米水用于农业灌溉要亏本0.85元左右，盐环定宁夏专用工程每立方米水亏本0.6元左右，远距离、高扬程调来的水用于种粮单从经济账算的确不划算，这也是国家上一个大型引水扶贫工程背一个包袱的深层次原因。 一些专家反复强调西北干旱地区绿洲十分脆弱，一旦出现生态问题就会全线崩溃。今后，无论从经济合算的角度讲，还是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看，都不宜再上马调水种粮扶贫项目，国家的大量补贴还不如调运来粮食置换生态用水和工业用水。 前期论证不严谨、后期地方配套不足、开发模式落后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效益，甚至出现“半拉子工程”和“包袱工程”。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不同，政府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这些公共资金的使用权虽归政府，然而由于其所有权不明晰极易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 ※

　　案例1．彩票收入及其分配 自1987年发行第一张福利彩票以来，中国彩票市场规模飞速增长。彩票销售额在2003年达至历史最高峰——401.4亿元。但就在这一年，国内两票发行主管部门之一的国家体育总局，从彩票发行费中非法获利达数亿元之巨。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在向全国会作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直指国家体育总局下属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记者调查获知，审计报告所指两家公司，系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科技公司）和中体彩印务技术公司（下称印务公司）。两公司均为国家体育总局投资，专司体育彩票的发行和印制。 5.58亿元的惊人利润用于何处？审计报告披露：两公司已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拟部分用于出租；按投资额125％的比例向股东分红3750万元；另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 中国发行体育彩票起步于1995年，加之1987年始发的福利彩票，年销售额从早年的1000余万元逐年猛增，2003年突破400亿元后，2004年略微滑落，仍有380.58亿元之巨。 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分别是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主管部门。两部门下设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下称福彩中心）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下称体彩中心），均为事业单位编制，分司两大类彩票的发行销售工作，并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发行费用。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即便如此，这一比例仍远远高于国际上彩票发行成本5％的平均比例。 从2003年起，印务公司和科技公司受国家体育总局之托，负责体育彩票的印制和发行。科技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印务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2003、2004年，印务公司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1.2亿元，科技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96亿元、7251.35万元。2004年3月，两家公司总计向股东分红3750万元，这一分红数额为两公司股东投资额的125％。 中国彩票业发行机制的改革于2001年起正式展开，2001年至2002年，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改革的第一个标志性文件，是2001年10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明确规定，财政部是国家彩票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部门，是彩票发行销售的监管部门。民政部门、体育部门则是彩票发行与销售的实施部门。此前，中国彩票发行和销售的相关政策均由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分别制定执行，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长期以来的中国彩票发行格局定义为“双寡头直接竞争模式”。他解释，中国彩票市场特有的“先发展，后定规”的历史背景与现有的彩票管理体制一起，为发行机构的“自肥”提供了巨大空间。位于庞大的彩票市场的最上层，是垄断彩票发行销售的两大寡头——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其下，是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福彩中心及体彩中心。这一模式运行14年之后，渐已积弊丛生。各地兑奖造假纠纷不断，部分地区更未经批准擅自或变相发行彩票。 改革方向，是淡化“部门彩票”色彩，强化“国家彩票”概念。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于2001年10月下发《通知》，将彩票市场的规则制定和监管职能统一收于财政部之手。《通知》中尤其强调对彩票资金进行严格管理，这正是对彩票市场巨大收益的监管要求。所谓彩票资金，即为彩票发行销售所得，由彩票公益金、返奖奖金和发行费用三部分组成。顾名思义，公益金用于归缴公益事业用途，返奖奖金用于彩民开奖，发行费用则用于彩票发行销售的支出。上述三笔费用的比例，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各自为政的年代，为30％、50％和20％。《通知》下达后，确立了“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原则，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起，发行费用比例不得高于15％，公益金不得低于35％，50％的返奖比例维持不变。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票的年销售额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2002年以前，发行费按照20％的比例提取；之后，则按15％的比例提取。以此测算，中国两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自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可见，尽管发行费提取比例减少了，但由于销售额不断增长，发行机构的收益仍保持增长状态。 在获取15％的发行费用之后，发行机构如何分配使用？福彩中心副主任王伯泉向记者介绍，按照规定，8％分配给全国5万个福利彩票投注点，1％上缴福利彩票中心，余下的6％用于彩票印制费用、系统维护、广告宣传等。据了解，近年来体育彩票发行费的分配使用，与福利彩票大致等同。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分配比例。彩票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体彩中心提取发行费的比例，事实上已占到3％。以2003年为例，当年，全国体育彩票销售总额为201亿元，按照3％的提取比例，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体彩中心可分得6.03亿元。在彩票印制费已经单另提取、发行销售又都层层下发的情况下，体彩中心为何还要提取数亿元的发行费用？这些费用又用于何处？外界至今不得而知。 仅从国家审计署今次对体育彩票的审计结果看，在直接提取发行费用之外，体彩中心还将印制发行业务下包给所属公司；非但下包，而且虚增成本，致使下属公司非法获取数亿元的暴利。 尽管相关法规严令禁止将彩票发行费收入用于补充行政主管部门经费，但事实上，巨额发行费用在彩票发行机构直接投资的公司中几经辗转，不仅用于个人奖励，甚至还能用于购置物业用于出租，最终转化成了系统内利益均沾的部门私利。 建立规则、中超买球维系信用之外，中国彩票市场还须打破垄断，如此才能降低发行费用，将最大的收益用于社会公益。这也正是建立彩票市场的初衷。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税收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外，通过发行彩票筹集彩票公益金这部分财政收入也是一个渠道。这几年来，彩票发行及管理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从发行彩票的初衷来看，筹集财政收入无疑是其主要目的，由此而付出的费用越少越好，包括发行费用、返还奖金都应当尽量最小化。而且有关管理机关不应当利用经办相关事宜而谋取一己之利，因为财政收入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一门心思“为人民币服务”！ 5 ※

　　案例2．支柱财源的影响 广西武鸣县1991年财政收入突破一亿元，是广西第一个亿元县。但时间转到2004年，该县财政收入排到了全广西第57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两大支柱财源——烟、糖中的烟没有了，2000年将武鸣卷烟厂与南宁卷烟厂合并，原来武鸣卷烟厂每年为武鸣县提供财政收入1.3亿元，而现在只得到0.1亿元的补助。而该县2004年的财政收入为3亿元。县领导在工作总结中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农业仍然占相当大的比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小，仍属农业大县；县属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任务还很艰巨、繁重；财政紧张问题突出，自从武鸣卷烟厂合并到南烟集团后，一直缺乏效益好、税利大的企业，新引进的几家企业的税收问题得不到理顺，县级财力受到严重影响。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结构是决定其财力状况的主要因素。如果一级政府的经济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收入来源单一，长期过分依赖于某一个产业，那么武鸣县的遭遇将会重演。云南省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烟叶财政为主的省份，为了改善财源结构，几届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多种产业，构筑科学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为财政开辟新的财源。有人指出，各级政府都需要构建一个包含主导财源、后续财源、潜在财源等多梯次的财源结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依托，强化基础财源，巩固发展骨干财源，培植新兴财源，开拓替代财源，挖掘后续财源，逐步形成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布局均衡、转换能力强、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财源体系，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

　　案例1．“鹅叫最少”的税种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说过：“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印花税就是具有“听最少鹅叫”特色的税种。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经济根源，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掠夺的加剧，荷兰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国家和军队的巨额开支，都通过税收压在百姓的身上。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工人多次向资本家展开斗争，而农民也不时掀起。 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十分困难。当时执掌政权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解决财政困难，但又怕遭到人民的反对，便要求大臣们出谋献策。众大臣议来议去，就是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荷兰统治者决定采用公开招标的办法，用重赏寻求新税的设计方案。方案中选的条件是：一是税源要可观，收入应基本能弥补财政缺口；二是要保证不至于引起民愤，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三是要保证不会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四是手续简便易行，税收成本低廉。 荷兰政府从成千上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筛选出一个“完美方案”——印花税。其设计方案可谓匠心独具：第一，考虑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单据的事实，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第二，顺应了人们的心理，人们认为在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戳而成为合法凭证是理所当然的，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也乐于缴纳印花税。 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因此，印花税在荷兰出现后，欧美各国竞相效法。丹麦在1660年、法国在1665年、美国在1671年、奥地利在1686年、英国在1694年先后开征了印花税。在不长的时间内，印花税就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税种。 征税是一门艺术，讲究的是在避免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征更多的税。不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它们的最终负担都是由人来承担的。中超买球然而，由于纳税人很容易衡量自身所承担的直接税税负而难以衡量间接税税负，因此，一般情况下直接税较间接税更难征收。 5 ※

　　案例2．减免税对湖南经济税收的效应分析 几年前，湖南省地税局对减免税政策与湖南省经济和地方税收的相关程度及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减免税政策促进了重点行业的发展： 一、重点行业税收的减免与主要行业的快速发展相辅相成。 减免税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其次是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产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税收减免占税收减免总额的３３．６８％，是行业税收减免中比重最大的。近年来，湖南省大力发展制造业，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加大了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投入，２００３年在国有及其他经济投资中，以冶金、机械工业为龙头的制造业投资２６１．５４亿元，增长５５．３０％，带动了全省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重点行业的税收减免与重点行业的快速发展是相适应的。其次，金融业税收减免占税收减免总额的２９．９８％，说明国家对金融保险业减税程度非常大，体现了国家的行业扶持发展政策。 二、国家减免税政策体现的产业导向与重点产业项目发展相一致。 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减免调查情况来看，减免税额主要体现在金融保险、高新技术产业减免、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上。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占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两税减免总额的１７．４％，仅次于金融保险减免项目，说明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在省域经济中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占据一定的重要地位。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政策性减免项目占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两税减免总额的１２．３％。这反映了湖南省企业购置国产设备扩大再生产规模的情况。从减免税的规模上看，金融保险、高新技术企业和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三个项目完全顺应了国家的产业和政策导向。 三、征前减免占减免总额的绝大部分。 ２００３年湖南地税征前减免税占减免总额的９８％，税务部门即征即退和其他退库减免占减免总额的１．７７％，财政部门先征后返仅占减免总额的０．１２％。征前减免较之于退库减免可以缩短税款的周转时间，有利于企业及时利用和合理安排资金，征前减免无疑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减免税扶持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 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解决当前弱势群体生活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２００３年度湖南省共对１３７５４８户（次）纳税人落实了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额８８６９万元，平均每户（次）减免税收６４５元。由于税收政策受益面广、受益直接及受益公平的特点，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在促进再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中显得非常突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税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来引导和鼓励企业投资于优先发展产业，可以通过各种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吸纳下岗工人等等。实际上，税收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的运用只能够局限于市场缺陷范围内。这就是税收的经济效应问题。 ※

　　案例1．债台高筑的故事 战国时代，公元前315年周慎靓（jìng）王驾崩，第二年，姬延嗣位史称赧（nǎn）王，即周朝的最后一位天子。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会大将蒙鹜率秦军30万伐赵。魏公子信陵君窃得兵符，引精悍魏军10万驰援邯郸。经过几番激战，秦军兵溃。楚考烈王十分仇视秦国，得到赵魏联军大败秦兵的消息分外振奋。他决心抓住良机，联合各诸侯国，由自己任主将，一举并吞秦国，为楚国报仇雪耻。考烈王自认为威望不足以号令诸侯，就派人请求赧王以天子的名义命令各诸侯联合起来，由楚考烈王为主将讨伐秦国。赧王早就觉察到，构成对天子宝座的最大威胁来自秦国，他更想趁此良机重振天子的权威，于是很高兴地同意了楚国的请求，同时还决定集中周朝的部队，由西周公统领参与对秦作战。很长一段时间各诸侯国就断绝了对周天子的朝供、周朝衰微，天子的经费非常桔据，要调兵就需要备粮秣，赧王无奈，决定向豪门富户借债。富户们经过慎重协商，同意给赧王。但是要求赧王立下字据，保证在打败秦国之后，将本息一次还清，赧王觉得富户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便同意了。周兵集结之后，由西周公率领，浩浩荡荡从河南向陕西进发，准备沿途与各国诸侯的兵马汇合。当初，主意是楚考烈王出的，自然楚国发兵比较积极．燕国也很讲信义，派出了部队。待到三万部队汇合在一起时，却不见国家的动静、他们只好将人马驻扎下来，一直等了三个月，还是不见国家的一兵一卒。楚考烈王无计可施，只得下令撤兵，各归本国。周兵虽然没有打仗，但军费却用个精光。赧王见用兵无功而返，心情十分沉重，他不知从何处筹措款项来还债。当时借债给赧王的富户见周兵已经回朝，纷纷带上借据向赧王讨债。赧王无钱可还，只得严令守它的卫士将债主们一律挡在宫外。债主不甘心，在门外吵吵闹闹，声音传进深宫，弄得赧王心神不定，寝食不安。后来，他只好躲进深宫的一座高台上，来躲避讨债声。周王宫门外的混乱吵闹引起了卫士的不满，他们请求赧王将债权人轰走。赧王情绪低沉地说；“欠钱不还已经不好意思了，还不让人出出气也太霸道了，让他们闹去吧。”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人称此台为“逃债之台”（见于《汉书?诸侯王表序》及颜师古引服虔注） 国债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产生之初多出于国家为应付战争、灾害等紧急情况的目的。早期国债的发行大多凭借的是国家的强制权力，而国债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晴雨表。一个国家发行国债一方面是由于正常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应债来源。 5 ※

　　案例2．国债投资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挑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方针，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重大决策。国家利用银行资金比较充裕、市场物价较低的有利条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有效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建设了上万个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工程项目，投资总规模达3.2万亿元，为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减慢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中超买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共同努力，利用国债投资集中力量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优化，加大了西部大开发力度，推进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办成了一大批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国债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先进文化的传播，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谱写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五年的实践证明，在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增长潜力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的情况下，利用国债投资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有创造性的重大举措，也是实践“”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国家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国债投资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至2个百分点，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 利用国债投资，国家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加高加固长江干堤3576公里，使其抗洪能力显著提高；在长江沿岸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除险加固大中型病险水库680个；建设铁路新线万公里，改建和新建机场35个，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基本消除；国家还利用国债投资加大了西部开发的力度，开工建设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跨世纪宏伟工程。 投资2885亿元进行的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使全国农村到户电价平均每度下降了0.1至0.3元，每年可减轻农民电费负担300多亿元。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解决了3000多万人的饮水困难。村村通广播电视、高校高中扩招、中小学危房改造、血站建设，以及近1000项城市供水、道路、污水和垃圾处理工程，为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创造了条件。 利用国债资金，国家全面展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实施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重点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区治理工程，“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的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再造秀美山川拉开了序幕。 国债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大批优质资产，有力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各部门、各地区科学安排建设项目，精心组织施工，狠抓工程质量和资金管理，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基本建设管理水平，走出了一条政府出资项目管理的新路子。 我们知道，国家发行国债可以用于弥补赤字，也可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专项用途，还可以用于偿还到期的国债。国债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在1998年以来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扩大了市场投资规模，拉动了国内需求，克服了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困难，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虽然国债需要还本付息，会加重以后年度的财政负担，但运用得当则可以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协调发展，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经济发展了，税收自然会增加，对于以后的财政平衡也是非常有利的。 ※

　　案例1．结婚登记收费究竟多少合适 在中国，办理结婚登记的费用是9元钱。但有专家对这一收费标准提出质疑，认为结婚是人生大事，9元钱的收费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人们的心理需求，体现不出婚姻的庄严，应予以提高。另有媒体报道说，从1994年到1997年，广西玉林市有7．7万多对夫妇领取的结婚证是假的，这些假结婚证是基层办证机关从商贩那里买来的。而之所以购买假结婚证，是因为真假结婚证之间存在每对好几元钱的价差。据了解，结婚证一般要经过三道程序才能到达乡镇一级的民政办，即省级民政厅——市级民政局——县级民政局。收费标准通常是厅至市5元一套，市至县7元一套，县至乡9元一套，基层发证机关只能按每套9元的标准收取费用。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每套（对）结婚证9元的收费，其实并不是什么工本费，而是从民政厅到民政办经过三道程序、层层加价之后的价格，一套结婚证的成本根本没有9元钱，民政部门已经从结婚证中赚取了利润。不管是省级民政厅，还是市级、县级民政局，他们并不具体操办婚姻登记业务，基层发证机关以每套9元钱的价格从上级领取结婚证，然后以9元钱的价格卖给结婚夫妇，确实颗粒无收，经费不足、工作环境窘迫是必然的，但是这不能怪结婚夫妇交的钱太少、结婚登记的收费太低，而只能怪上级层层加价，将结婚证的利润全部扣留。 广东省民政厅有关工作人员表示，经过调查核算，若完全由收费来维持婚姻登记正常运作，广东办理一对新人婚姻登记的成本需要361.8元。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婚姻登记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如果政府允许经营者以每套300多元的价格收取费用，那么投资者、承包商肯定会挤得头破血流。广西玉林的那些小商贩冒着违法的风险，以每套5元钱左右的价格贩卖假结婚证还有利润可图，何况每套300多元？ 结婚是人生大事，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政府部门千万不要在这件事儿上给老百姓添堵。民政部门绝不应该将结婚证当成赚钱谋利的工具，将公共服务部门办成谋利的企业。 把行政权力作为收费的工具，显然背离了行政管理的初衷，同时将影响行政权力的行使。从财政收入的组织看，不应把行政收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应严格限制，并且要把所有行政收费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绝不能变成少数人谋利的手段。规费的定价原则应是弥补管理部门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额外开支，同时按照受益原则应由服务对象负担的部分费用，决不能成为某个行政机关的“小金库”。 5 ※

　　案例2．养犬办证收入如何管理 2005年7月8日，北京警方回应媒体热炒的“2.8亿狗证收入去向不明”的报道，首次向公众“透明”办养犬证的收入数额和去向。有关负责人说，收入远未达到2.8亿元，上年收入仅为8000多万，已全部上交各区县财政，主要用于养犬法规宣传（如发放宣传品和纪念品）、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以及从事养犬管理工作的各职能部门及6400余个居村委会日常工作等。养犬是社会行为，必将增加社会成本，如果用纳税人的钱用来管理养犬，对那些不养犬的人是不公平的。办证收费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有效管理，保障公共秩序和公民人身安全，比如给登记犬免费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 按照《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养犬管理在区域上分为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重点管理区为城八区，登记犬第一年缴纳1000元，以后每年缴纳养犬管理服务费为500元，2005年重点管理区登记95000只犬，仅占全市登记总数的1/5。而一般管理区登记养犬数量占大部分，收费标准由各区县政府自行制定，据所知有的最低收费仅为10元，而且对生活困难的鳏寡老人养犬的和养绝育犬的，减半收取第一年管理服务费。 养犬需要收费，这在农村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在城市这确是合理的。正如上文唐副总队长说的，在城市养犬已不单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必将增加社会成本。然而养犬收费应如何使用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养犬的外溢性并不大，可能受影响到的只是一个街区或一个城区，那么养犬费划归区县财政来统一管理应该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这些资金的管理应当遵循透明化原则定期公开使用情况，并接受群众监督。 规费收入的管理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问题，国家也逐步制定完善了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主要内容是：必须严格执行财政、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许可内容和标准，严禁巧立名目乱收费，严禁超范围、超标准收取规费，必须向缴费人出据正式票据。收取的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严禁私设“小金库”，应上缴的都必须按规定解缴国库，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截留、提成和坐支。1998年以来，国家又实行了收缴分离改革，同时按照专户存储的原则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强管理。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规费收入管理仍存在漏洞，违规违纪现象屡有发生，有关规定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

　　案例1．从国外经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始终怀有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政府从来都反对把国有化作为控制经济的主要手段或实现既定目标的工具，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认为国有化会动摇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因此，美国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出现过建立国有企业或国有化的。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一些国家则在政府有意识的主导下掀起过国有化的浪潮。法国从20世纪30年始在近60年的时间里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大规模私有化之前，英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意大利早期是通过政府控股公司接管因经营不善或受经济危机影响陷于困境的私有企业实现国有经济的存在形式，即国家参与制企业。国家参与制企业在意大利具有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垄断程度高、涉及部门广、对经济和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意大利先后成立了多家政府控股公司以逐级参股的方式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全国100个最大工业公司的增加值中，国家参与制企业占50%，这在西方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新加坡在刚刚获得独立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做出的选择是集中全国的财力和人力直接创办了一批国有企业。1989年有人曾对全新500家最大企业（包括国有和私有）进行了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外国跨国公司和本地私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28.8%、7.3%和2%，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高于私有企业。 从政府是否直接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行使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国外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做法。（1）国家设立专门主管部门行使出资者所有权。采用这种做法的国家最典型的是联邦德国和法国。在联邦德国，财政部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权。而在法国，财政经济和预算部代表国家拥有国有资产，对国有企业管理拥有较大权力。（2）建立国家控股公司代行出资者所有权。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都是以国家控股公司的形式代行出资者所有权。 虽然在现实当中资产经营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从性质上来看可分为资产性经营和资本性经营两类，其相应的具体实现形式为股权经营和债权经营。股份制作为股权经营的一种最普遍形式，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管理国有资产中被广泛采用。但是，股份制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尤其在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国外在对国有资产管理经营状况的监督方面，尽管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了政府主管部门监督、审计部门监督及议会监督等做法，但各国在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上不乏特色。法国政府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向企业派驻稽查特派员的做法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韩国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在更大意义上是通过经营评价委员会每年的评估来实现的。德国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双重体制在西方并不多见，董事会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但对企业重大问题所作的决策需得到监事会的批准。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通过监事会来实现的。 世界各国虽然都在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但各国所选择的方向和改造重点却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着眼于改变所有制，私有化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二是原则上不改变所有制，而是着眼于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改革。国有企业并非我国所独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同我国一样面临着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管理好国有企业的问题，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恰当的方式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才能线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