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中超买球学案例doc

　　中超买球财政学案例本案例库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方面的7个案例；第二部分为财政支出方面的个案例；第三部分为财政收入方面的6个案例；第四部分为财政管理方面的4个案例。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和时间安排灵活选用。第一部分：财政基础理论案例案例1：海上的灯塔非得由政府来提供吗？——析品的私人提供一、描述著名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TOll），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灯塔。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二、评析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灯塔一个专卖权（Patent），这意味着每一艘船只要使用灯塔都必须交付费用。这种专卖权就好像向发明者授予专利权一样，本质上是一回事。用“专卖权”来压制“搭便车”的0a行为，是解决公品收费困难的可行途径。必须指出，无论何种收费办法都难以彻底解决收费问题。因为灯塔和其他公品一样，其自然属性决定了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要真正设计或发明一整套排他的装置和制度将公品“私有化”，必须考虑制度设计的成本以及执行和监督的费用。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成本是昂贵的。这就是为什么公品的供给缺乏刺激和效率的根本原因。可见，科斯的分析是在政府许以特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政府许以特权事实上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品。如果公品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妨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据《新民晚报》1989月30日报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户人家合用一个6平方米的灶间。每当夜幕降临家家烧饭的时候，7盏灯齐放光明，把个斗室照得通明。各家“划地为牢”，围绕煤气灶炸、炒、爆、煮。殊不知，多少度电在“空耗”中白白浪费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公共走道、公用卫生间等地方也有发生。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公品（即电灯或灯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户拥有一盏灯）并非是一件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公品的完全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浪费。虽然公品的这般私有化解决了收费的困难，每户都按表付费，但由于公品已经变成每户的私人产品，因而，私有产权制度每户所缴纳的费用（即为购买灯光的价格）大致上等于7户人家构成的社团产权制度下所需费用的7倍，因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资源的配置将7倍于社团产权制度下的电力供应。显然，公品的私有化会造成费用的过多支出和重复配置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可以证明公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尽管这一办法可以解决收费困难问题。因此，在公品的私有化与公品的合理配置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公品私有化的代价包括资源重复配置的浪费以及设计排他装置的费用（如每户要安装一个独用电度表和独用开关等），而对公品设计一种社团产权制度的代价只包括收费的困难或“免搭车”造成的逃费损失以及谈判的交易费用。对这两种代价或费用的比较是考虑产权制度变革或制度安排的主要参数。这个例子实际上反映了合用一间厨房的邻居关系的复杂性。为什么7户人家当中没有一户出来提议由7户人家共用一盏灯而不要同时使用7盏灯呢？这里面大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因素，是这些因素阻碍了这个建议的提出。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可以转化为成本的因素。所有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实则都是使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的“交易费用”。因此，“交易费用”的存在阻止了从私有产权制度向社团产权制度的转变，而且参与者人数越多，这一交易费用越大，制度的转变难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行社团产权制度，就需要外在力量（如政府、居委会）的努力。案例2：居民楼里单元防盗门由谁安装更好？——析论安全服务的政府提供一、描述朋友一直抱怨所住楼房的安全问题。原来他住的楼房是原所在单位管理的住宅小区，由于多种原因，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很不健全，小区的生活环境不太好。某些家庭屡次发生失窃1a事件，原因之一是该居民楼里各单元没有加装公共防盗门。每次失窃案发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楼里能装上一扇单元防盗门，各家进出有钥匙，朋友来了就在楼下通过电话喊一声，使整幢楼的安全性增加。但防盗门一直没有装上。向单位房管部门反映，说是住在楼里的已经不完全是本单位的人，费用难以协调；再说这些住房已经出售给私人，装防盗门应该由居 民自己出钱。于是该居民楼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机构出面负责解决“装 防盗门”这样的公共事务。 二、评析 先看着防盗门问题能否通过私人方式去解决。在没有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情况下，一些最担心 家里被盗、被抢的人首先出资给自己家里加装防盗门。对个人来说，这要花更多的钱，但比 起费时费力地去搞“制度创新”还是合算的。从长远来讲，由于有钱的人加装防盗门，窃贼 的盗窃难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盗窃行为的净收益小了，边际收益降低。因此，窃贼要么 设法提高盗窃技能，要么就是光顾那些不装防盗门的家庭。这样一来，那些原以为自己没有 多少钱，小偷不会光临，毋需加装防盗门的家庭会受到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有钱还是 没钱、钱多还是钱少，家家都装防盗门。 对每一个家庭来讲，投资于防盗门的支出与自己对家庭财产被盗的预期损失是相关的。也就 是说，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大，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大；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小，投 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小。就整幢楼而言，每个家庭用于防盗门的支出远远大于统一 安装一扇单元防盗门的费用，两者之差额，代表一种制度成本，它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却 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务——加装防盗门成为可能？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怎样 管？其实，加装单元防盗门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因为“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品。第一， 如果没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滥，个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 罪的总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得经济，而防盗门的安装正是公共治安体系的 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安装单元防盗门比大家各自投资更有效率。 第二，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的机构，也是惟一能够借助于强权来 征税的机构，拥有提供公品的便利条件。因此，加装防盗门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管。当 然，政府的职能是负责公品的供给，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来生产防盗门。公品的 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因此， 对公品的理解也是相对的。从大的方面讲，公共治安在全国范围内是公品，每一个 公民的消费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这种消费通过公民纳税来支付。从小的方面看，防盗 门对于同一幢居民楼的消费者来讲，具有非排他性，他们应该为消费公品负责，也就是 说，应该支付该公品的成本。通俗地讲，谁受益谁付费，居民应该为加装公共防盗门付 费。虽然居民都是单元防盗门的受益者，但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他们实际的边际收益是不 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家中没有什么财产的赤贫者来讲，根 本没有财产失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为单元防盗门付费的。一个百万富翁就很愿意付费。既 然加装单元防盗门会给不同的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他们为加装防盗门而愿意支付 的成本也不一样，即边际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边际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较低的 价格。当实际价格超出预期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上限就是心理价格。人们的心理价格是 不固定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最近发生的失窃事件，会提高居民愿意支付的心理价 格。由于团体压力的存在，出于对团体的认同，人们在共同商议的过程中，也会作出让步以 便达成协议。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成本如何分摊呢？假设一扇公共防盗门的成本为C，该幢楼 套住房，单元防盗门给每户家庭带来的私人收益分别是V1，V2，„„Vn。只要Vi＞C，防盗门就应该装。为了防止每户家庭“免费搭车”最终导致防盗门无法安装，可以设计一个 类似投标的机制。由政府（户籍警、居委会、单位房管部门等）出面组织召开居民大会，让 每户家庭认捐。设每户家庭认捐的数额为 P1，P2，„„Pn。假如Pi＜ C，单元防盗门就 不能安装，政府将款项退回每户家庭；假如Pi＞C，则可安装防盗门，多余款项按捐赠比 例退回。如果第一次失败，再让大家重新认捐，直到某次Pi＞C 防盗门安装为止。事实上， 由于Vi C，所以安装单元防盗门会使每户家庭的私人收益Vi超过认捐数额Pi。这就意 味着，每户家庭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认捐过程中逐渐增加认捐数额，直到最后可以安装单元防 盗门为止。 案例3：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西部概况 中国西部由西南五省区市（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以及湖南的湘西、湖北的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 成。西部地区的这一定义，被称为“10＋2＋2”。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面积约 68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71％。西部地区与蒙古、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锡金、尼泊 尔、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等14 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 万余公里，约占全国 陆地边境线％；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隔海相望；有海岸线 公里，约占全国海岸 线。 中国西部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 但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水、风力、太阳能、地热、土地、旅游资源及矿藏资源更是得 天独厚，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长江与黄河的源头都位于西部地区，全国规划中的十 大水电基地有七个分市在西部，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约 55749 万千瓦，占全国的 82％，可 开发水电资源约27434 万千瓦，占全国的72％，目前开发程度不到8％，比全国水电平均开 发程度19％低11 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在内蒙古草原和藏北高原开发太阳能、风能电力 这两种清洁能源，为解决高原农牧民的生活用电，起到很好的作用。西部、特别是大西南地 区内河航运方面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全国已探明的140 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 120 多种，其中煤炭资源保有储量为3882 亿吨，约占全国已探明保有储量的39％。一些稀 有金属的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西部地区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约占全国天然气总资 6O％。在陕西、中超买球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近几年来接连发现许许多多的大中型套装油气田，其开发前景十分诱人。知识、专利、品牌等后天获得性资源往往对这些丰富的自然 资源有点石成金的作用，而这正是西部所欠缺的。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有大量附加价值高、 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但东部地区能源资源比较匮乏，小火电较多，既严重污染环境， 又很不经济，急需清洁能源。 另外西部地区自然资源配置极不均衡，各地的条件差异很大。西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绿色 资源也贫乏，西南地区的可利用土地短缺。但大西南是祖国的天然宝库：金属矿藏、非金属 矿藏、高质地煤炭等都极为丰富。大西南是高山区，铁路、公路都难以胜任将被开发出来的 大宗货物运出山区，矿产运输基本上是以运定产，丰富的宝藏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地开发。 陕西的高科技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四川的加工业相对发达，云南的生物资源丰富，新疆的 “一红一白”已初步形成优势。在地理上，各省区又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连接通道 和连接方向。 在人力资源方面，1999 年末，西部地区总人口约3．65 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其中 农牧业人口多，贫困人口比重大，受教育的程度低，劳动力价格低；国家重点扶贫县 307 个，占全国总数的50％以上。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就业的压力也很大。 二、日渐拉大的东西部地区差距 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距早已形成。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同西部地区 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得原本发育程度就很低的市场又被分成几大板块，东部地区接近 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 世纪初的水平。这种差距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扩大。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 年的30 年间，东中、西部国民生 产总值以现价计算，平均增长速度之比为 6．81：6．78：7．25 区高于东部地区 0．44 百分点。进入80年代以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东部地区。 2、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1978 年，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52．5％、29．70％、17．80％，1995 年为59．00％、26．50％、14．50％。 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不断扩大。1980 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 别为488．3 元、336．0 元和274．3 元，中西部地带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带的74．95％和56．17％， 到了1995 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757 元，东部地带为7910 元，中部地带为3250 西部地带为2696元，东部地带是西部地带的293 4、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急剧扩大。从发展速度上看，在1990－1995 年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 倍；从乡镇企业的产值看，1995 年乡镇企业既总产值5．3 万亿元， 东、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75．6：17．5：6．9，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近11 从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看，1995年全国 1．8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28％东部地区在 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5％中部地区占20．l％，西部地区占8．3％。 5、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0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3 元，东、中、西部地 区所占比重分别为l．39：l．11：l，1995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8 元，东、中、西部 地区之比为2．30：1．30：1。改革开放以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略高于东部地区， 目前是东部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6、对外开放的范围和水平的差距拉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方面，西部地区 起步晚，阻力也大一些。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状态，社会资金流量比东部地区 要小得多，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所占比例很小，利用证券市场 筹集的资金也很有限。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势必影响到西部的开发。西部的技术项目 储备也极为有限，实施西部大开发，将有大量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涌入西部地区，以寻求 投资潜力大的开发项目。 由于地区差距的扩大，东西部经济环境截然不同，使得环境较差的西部优势资源得不到开发， 也使得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失去了西部这个强有力的依托。这个差距扩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 上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影响了统一大市场的 发育。 三、战略思想及政策措施 （－）战略思想出台 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以及东部的经济发展优势，****于1988 年提出了 “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二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 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999 月拉开了西部大开的序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西进”。同“一五”、“二五”时期的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和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相比，此次大开发不仅更具长远 意义和全局意义，而且其时代背景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前两次西部大开发，是在传统计划 体制下由国家集中调拨资金物资实现的，这次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占据主体地 位的形势下进行的 1999 月17日，****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强 调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并提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开的总的 原则，即“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把西部 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 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 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 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初期的主要政策措施 为了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国家首先把西部大开发纳入整个国民经济 发展的战略来考虑，把允许开展试点的开放领域和试点项目，原则上在东中西部同时进行。 同时，针对西部经济的特点，采取了特定的政策措施。 1、鼓励外商投资政策。西部开发鼓励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允许 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承包经营管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到中 西部地区再投资项目，凡外资比例超过 25％的，均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相应待遇。西部地 区对限制类和限定外商股权比例项目的设立条件和市场开放程度，可比东部地区适当放宽， 逐步扩大外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准入领域，包括多个过去不让港澳台商及外商参与的领 域，例如天然气、石油等资源，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放宽外商对基础设施等项目 持股比例的限制，并进行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的试点。1999 年年底，国家计委专门下发 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资产权益转让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国家鼓励外商参与中西部 地区国有企业的股权、经营权转让项目，以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 家还出台了政策，扩大地方外资项目审批权，规定凡鼓励类且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外商投资项目，均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经贸部备案。 2．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2000 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对设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 年内，按减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本项税收优惠期间，企业同时被确认为产品出口企业且当年出口产值达到总产值 70％以 上的，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减半后的税率不得低于10％。 2000 月25日，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在京正式颁布《中西部地区外商 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目录分别列出了中西部地区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优势产业，外商投 资目录中项目，可享受《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鼓励类项目的各项政策，例如外商 投资目录中的 255 项优势产业可享受免税等相关的优惠政策，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 备，除已有明确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000 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出台了实施西部 大开发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范围。通知规定，对设在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 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 征收。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 年内免征农业 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其他公 路建设用地是否免征耕地占用税，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西部地区内资鼓 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 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西部地区实行更加优惠的边境 贸易政策，在出口退税、进出口商品经营范围、进出口商品配额等方面，放宽限制。 3、投资倾斜政策。 2000 年10 月，中国政府提出，国家将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加快西部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一批交通、水利、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实施“西气 东输”、“西电东送”。并将重庆和西安作为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主要发展“龙头”，西安特集中 电子等高科技发展，重庆则集中工业及基础设施。 在随后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指出，要加大西部地区 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 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和 利用外资解决，不留资金缺口。中央将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西部开发的专项资金。 2000 年10 月国土资源部提出了西部地区建设供地原则，根据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和国家产业 政策，制定了《西部大开发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将优先安排交通干线、 机场能源、水利等项目用地。 交通落后是制约西部发展的主要原因。交通部一方面将继续加快西部地区国道主干线的建 设，另一方面将重点实施西部开发通道工程，重点计划建设 条公路大通道，约需投资1200 亿元。 “十五”期间，规划中的西部铁路大中型项目基建投资预计将达到1000 亿元左右，到2005 年，西部铁路预计将达到1．8 万公里。 2000 年10 月，国家决定投资50 亿元在西部地区改扩建20 个机场，以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 伐，缩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西部着重进行支线旅游机场建设，机场投资资金 渠道主要有4 个方面：第一，国家财政债券初步定为8 个亿；第二，部门投资10 多个亿； 第三，国家安排外资若干亿；第四，西部地区当地的投入。加起来估计有50 个亿左右。 林业和生态建设的重点是天然林保护，重中之重是黄河的天然林保护。 2000 年12 日，国家决定投资962亿元，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工程建设工期 从2000 年到2010 年。工程实施后年木材产量减少1991 万立方米，完工造林 2891 亩，飞播造林l．07 亿亩，封山育林 5508 万亩，工程区 14 亿亩森林得到切实保护。到2010 年，中国用于林业和生态建设的投资将达到2000 多亿元人民币。 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是西部大开发中最经济、有效和快捷的保护和建设生态之路，对加 快西部地区脱贫致富，实现全国的均衡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4、发展科技教育和吸引培养人才的政策。 国家允许中西部各省区市在其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成的开发区申办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目前已有十一个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 2000 年年初，国家安排6 亿元国债用于加强西部地区85 所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规模 超过 100 万平方米，预计可使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增加 10％左右。 针对目前西部地区主要缺乏科技开发人员、投资创业人员、教育人才和中高级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等现状，国家制定了“西部人才资源开发计划”，主要包括鼓励与吸引科技管理人才参 加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政策上采取高工资、高待遇，并可不迁户口，来去自由；组织东部 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实施东西部人才对口支援；由全国科技精英组成“智囊团”为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出谋划策；以大幅度减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吸引东部地区人才带项目到西部投资 创业，鼓励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 5、价格政策。 2000 月，国家计委出台新政策，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西部开发。其主要内容有：（l）整顿价格秩序，规范价格行为，清理国家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收费，取消不合理 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取缔非法收费，降低进入西部市场成本，提高西部地区 的竞争力。清理涉及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各种收费，制定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价格政策， 吸引高技术产业向西部发展。取消各种限制人才流动的收费政策，查处一些地方和高等学校 违反规定对毕业生收取的出省费、出系统费等乱收费问题。东中部地区价格主管部门对进入 西部地区的人才、技术要简化审批手续，减免手续费等各种收费。 （2）进一步下放主要涉及西部地方的多项价格管理权限，其中包括部份铁路运价、部份航 空支线浮动票价、部份轿车定价、部份药品价格及十个国家级旅游参观点门票定价。 6、农业发展政策。 2000 年10 月，国家农发办制定出台支持西部农业大开发的资金投入政策，今后每年中央财 政在新增的农发资金中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增加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适当降低西部地区农业 综合开发财政策资金的地方配套比例，适当增加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无偿资金投入比重。 具体是：中央财政资金无偿与有偿投入比例，土地治理项目为85：15，仍为100％无偿 投入；多种经营项目为15：85；农业高新科技示范项目为80：20。 2000 年11 20日，农业部研究提出了“十五”期间加快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十大措施，强调抓好四种草地类型区恢复建设，在六大粮区建设0．5 亿亩高产田，建设八 大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培训科技和农经人员1．5 万人次。 “十五”期间，国家还将通过继续争取利用外资等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西 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力度。西部地区因退耕还林草而减少的农业税收，中央财政将通 过转移支付予以补助。 7、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2000 年10 月，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随着中央财力的 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 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 资金的安排，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 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 8、信贷倾斜政策。 支持西部大开发将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在今后一段时间信贷工作的重点。2000 月，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了兰州分行，业务覆盖甘肃、青海、宁夏两省一区，直接服务西部开发。2 17日，中超买球国家开发银行成都分行与四川省政府达成一揽子协议，拟向四川省提供 530 亿元人 民币，其中首批项目38 亿元已全部落实。 四、点评 1、本案例主要展现了政府在实现资源配置职能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政策。 2、要加快研究制定西部地区开发和发展的有关法律。中国政府在地区政策上已经明确提出 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区政 策体系而言，目前在区域开发和发展的立法方面还是空白，同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还很不 适应。 3、出台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应慎重。过多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税制的严肃性，使国 内税负不平等，不利于公平竞争，加大了企业逃税的可能性。还应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以后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可行性。 4、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既要从西部地区的实际出发，又要从全国生产力的布局、配置和所 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还要从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出发，重点似应考虑为：以可供利用的资源 为基础，沿着科技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个方向发展，以缓解就业的压力。 案例4： 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及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状况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革过程。在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上，这个过程表现 为居民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过程。同时，经济改革又是一个分阶段推进的过程，各个阶段 有着不同的改革重点和难点，各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幅度和变动因素也有不同的特点。 （－）改革的第一阶段一一一一农村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1978－198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在此期间，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措施，一项是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产权改革，另一项是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 了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和放松管制。这两项改革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 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农户人均收入迅速增加。从各个改革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均等之间的替 代系数来看，这一时期是最低的，总体说来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引起的基尼系数 仅上升了0．084 个百分点。由于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在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后产生的一次 全面的突破性的增长过程，加上两项举措为农村居民创造了较为平等的、无歧视的致富机会， 绝大多数农户从快速农业经济增长中受益，因而伴随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并没有 出现穷者更穷的现象。就全体农村居民而言。社会福利指数由 1978 106上升为 1984 171，年均上升了7．l％。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农村的改革真正实现了效率提高与 收入公平分配的统一的目标。 在这一时期，与农村全面推进的经济改革相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严重滞后，传统的工资 决定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仍维持不变，因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变动幅度微乎其微，并且 略有下降。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如奖金和计件工资的引入， 个体和企业的出现等，但是一些平均化的因素如工资的普调和价格补贴按人头平均发放 等，却在起着抵消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从基尼系数的变动上看，1978 年的数值为0．16， 1983 年降为0．15。 由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逐渐缩小的趋 势。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78 年的2．37 下降到1983 年1．70 的最低点。需要特别指出，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之大和持续 时间之长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也正是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全国 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二）改革的第二阶段——以城市为重点推进全面改革（1984—1992 1984—1988年：直接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改革举措有两项：一项企业承包制的推 广，它不仅拉开了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工资和收入差距，也拉开了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工 资和收入差距。另一项改革举措是允许和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一举措的直接效应也是双 重的，它一方面导致了非国有部门内的收入差异明显化，出现了一些高收入职业群，另一方 面也拉开了国有和非国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是 整个改革期中最大的，年均上升了l。8 个百分点。 在农村地区，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激励效应的不断递减，国家对农 产品收购价格的上调幅度又有限，致使这一时期农户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9％。并且这一增长主要是靠非农业生产收入的支撑，因为这一时期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人均实际纯收入出现了下降，年增长率为-0．08％。不难想象，如果农户的收入增长主要 源自于农村中的非农业收入的增长，那么非农收入增长的均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户之 间收入差距的变动幅度。这一时期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逐年上升的势头。到1988 城乡收入比率上升到7205，相当于1981年的水平。由于城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 间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因而也就必然引起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1989 一1992 年：为期3 年的经济调整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经济改革的进度。出于稳定的需要， 一些计划中的改革举措不得不推迟出台。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直接导致了1989 年城乡居民 的实际人均收入的下降。在1989——1991 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只有 3．7％。比前一时期正好降低了2 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仅为 0．7％，也低于前一时期的水平。这一时期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的年均变动百分点 都比前一时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然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虽然扩大的速度有所减 （三）改革的第三阶段——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中国自1993 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又重新步入了快车道。在 此期间，城镇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非国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工业产 值、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商品零售额等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年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了国 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相对应，在分配领域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分配形式。 而非国营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灵活性以及非国营经济之间本身差异的客观存在，使得中国 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呈现高低不同的阶梯状分布，进而导致居民间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 年拉大。 如果具体到个人，则差异更大。1993 年10 月11 日上海《文汇报》称：国家工商局通过调 查，中国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近 500 名。1994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企 业调查后认为，全国百万富翁有五千户。1994 年，美国的《福市斯》杂志有名有姓地统计 出中国资产超过一个亿的有17 人。1995 年11 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拥有 100 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 100 万人。”同年《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说：“实际上这个数 字乘以三还保守。”以1995 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三万亿元计算，仅占全国1％。的这 部分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1／3。1999 年中国个人拥有资产100 万元以上的已超过500 万人，拥有 500 万元资产的也已达到及 100 万人左右。这一阶段也是资本市场逐步形成 时期，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外资大规模涌入，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批参与这类 经济活动的高收入者。1999 年，中国沪深中，个户拥有股票市值超千万元者近500 人，其中超亿元者也有7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逐年扩大，但是政府对其亏损补贴却在逐年减少。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亏损补贴减少的幅度会更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停产和破产的最直接结果 是企业职工工资的减少、职工下岗和失业。城镇中的低收入阶层随之扩大。 1994 年开始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进一步拉开了不同年龄组之间和不同职务之间的工 资差异。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时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 快，尤其是1993 年和1994 年，其基尼系数分别比上一年上升了2 个百分点。然而，由于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这一时期收入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替代系数 并不是很高。 城镇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寻求就业机会。这不仅减轻了农 村中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也增加了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此外，1994 年政府又一次较大幅度 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户收入的增加。但是一些收入不均 等指数却表明这一时期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这说明在农村中还存在着一些与经 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相关联的因素，它们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居民收入水平。 至于城乡人均收入的差别自1984 年以来基本处于扩大状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 年的1．86：五上升到1997 年的2．47：l。 据测算，1996 年，中国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为4 1997年中国最贫困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而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 的50．24％。 总之，一般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是由少 数人所获得。一般的工薪阶层虽也有所获益，但远不及上述的少数人。因此，随着经济的不 断增长，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不断扩大。更有甚者，随着经济增长，一般居民的收入 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呈下降的趋势。这从中国1985 年至199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职 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增长的比较中可以得到证实。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199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 于1985 年的8．34 倍，但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只相当于1985 年的5．64 倍。1994 1998年，中国 GDP 平均增长率为 9．5％，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只有 5．3％。 改革开 放以后，中央在沿海经济特区实行了有别于内地的优惠政策，再加上资源分布不均等的地区 差异，使得身处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收入水平上出现分化。中国现行的“东部、中部、西部” 地区的划分便是这种差距的自然反映。以1997 年为例，职工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的三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收入及其差距 中国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难以避免的，以 压缩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分配体制的逐步解体，相应地多元化分配机制的 形成，无疑会拉大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该看到，对于现阶段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会带来 收入差距扩大，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后者的边际上升率随着前者的上升 而递减。如果这个关系是确立的，对于一个必须要付出收入差距扩大的代价才能完成一定发 展阶段的国家来说，较高的增长速度无疑是减小这种代价的一种较优的选择。 二、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影响 公平与效率向来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 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适度地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以有利于激发人的创业 精神，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发挥自己最大 的潜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但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悬殊，有悖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会导致诸如贫困、、社会冲突 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都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稳 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从以往的经 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 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不公平 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到了坏的榜样，助长了国民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 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因而，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宏观调控手段，将收入分配的差距控 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三、近期政策 中国社会分配中存在的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日趋严重的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 遍关注并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政府有责任对于个人 收入格局进行宏观调控，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增长。 个人所得税在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方面有其他税种不可替代的作用。1993 年10 月31 届四次会议通过《个人所得税法》，并于1994 年五月 日起正式实施。1994 年中国实行新税制，个人收入分配调节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征收 消费税、对卡拉OK 歌舞厅等高消费行为征收的营业税适用较高税率，这对于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具有促进作用。 1999 年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这次调整收入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从1999 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中超买球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1发和离退休人员离退 休费，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1999 月底前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等。这次调整分配所涉及的范围较宽， 提高收入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全国大约有8000 多万人将受益。此次调整的标准大致 是各收入阶层都增加收入 30％左右，其中，国家在职公务员平均每人每月提高工资 120 左右。据测算，这次调整收入分配，仅1999 年下半年，全国就需增加经费支出 540 亿元 左右，其中绝大部分由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来负担。 1999 月，九届八次会议通过《个人所得税修订法案》，决定从1999年11 恢复征收个人存款储蓄利息税，为社会保障体系注入资金，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利息税收入专项用于对低收入居民的补助，全部用来解决下岗职工及生活困难职工的生活保 障问题，减少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2000 日，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政府不断强化自己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职能，就需要利用税收等手段，利息税、遗产税都是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杠杆，这些杠杆的 运用都需要一个重要的技术性前提，即个人金融财产的信息记录必须真实可靠。实行储蓄实 名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社会公平尺度，实行储蓄实名制对中低收入人群有利。 四、点评 1、本案例分析了中国的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并简单介绍了政府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 和政策。 2、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键。用市场机制决定人们收入的初次分配， 用非市场机制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是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有效途径。改革 开放以前，由于非市场机制（政府）不恰当地介入了初次分配，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状况仍 然是平均主义，其对经济效率的负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使市场 机制在个人收入分配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才使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随着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利用非市场机制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就显得更有必要。本案例提供 了一个证明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问题的素材。 3、就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言，主要问题可能并不是市场机制的引入， 而恰恰是市场不完善所致。由于市场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出现机会不平等和大量“灰色” 收入。由于这种收入差距的副作用较之完全竞争状态下的收入差距的副作用更大，因此，缩 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应该是完善市场和法制。 4、从上述意义上说，基尼系数只能（部分）说明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而不能解释造成收 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政府要做的不是消灭或简单地缩小差距， 而是使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而社会可接受的差异水平，恰恰是由造 成差异的原因决定的。 案例5： 非典流行中的市场失灵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使主观上的自私 行为最终总能达到增进社会总福利的目的——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 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按照这一原理，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几乎都是有害的。 然而，看不见的手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当市场带来的不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而是种种缺 乏效率的现象——诸如垄断、环境污染、劣质商品和服务等等时，亚当斯密笔下田园诗一 般美好的假想就被破坏了。这种情况，经济学家称为“市场失灵”。 非典型肺炎流行之 中，我们看到了典型的市场失灵。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商品价格的不正常上涨。以北京为例， 起初是与治疗非典有关的药品和医疗品械、用品的价格迅速上涨，人们熟知的有中草药板蓝 根、医用口罩、消毒剂、体温表等，后来，４月２３日、２４日，是以蔬菜、粮食为主的生 活必需品的大幅度涨价。 应该说，涨价有正常成分：由于人们对部分非典关联商品的 需求增加，供求关系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少商品从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而 且，在商家加紧调货的过程中，进货成本有一定增加是可能的。然而，从稍长时段看，这些 商品的大幅度涨价不正常因素更多。因为就全国看，大多数商品（包括中草药）供过于求， 这种供求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些药品、蔬菜价格的成倍甚至成十几倍上涨缺乏内在 理由。 为什么这些商品的价格能够扶摇直上，达到平时人们想都想不到的高位？ 原因之一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这部分商品需求的骤然增加，使供应商成为一种市场势力。 所谓市场势力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市场的力量。在追逐暴利的本能左右下，多数供应 商达成某种默契，共同抬高价格。你嫌贵不买，还有人争着要买。 原因之二是信息不 完全，或者说信息不对称。俗话说：北京到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消费者再善于砍价，最 后还是会给商家留下可观的利润空间。但在持续多年的买方市场条件下，这种信息不对称被 商家之间的充分竞争甚至过度竞争消弭了。非典流行之后，各种谣言在民间流传，在相当程 度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信息传播。尤其是在４月下旬的头几天，有关北京要封城、要戒严之 类的谣言满天飞，加剧了人们原本就有的恐慌心理，从而出现波及全市的抢购风潮。一些卖 菜的小贩有意趁火打劫，言之凿凿地称“明天就没地儿进菜了”，使这种信息的扭曲、失真 达到空前高度。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表现是以伪劣商品冒充合格商品。比较典型的案例 是一些奸商以碎布条塞进纱布中冒充十六层纱布口罩，也有一些人在药材市场买到假的中草 药。与商品涨价类似，商家以假乱真和以次充好的主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对称。如果说对口罩 这类简单的医疗用具人们还有可能在使用中发现质量问题的话，普通消费者几乎没有能力辨 别药材之类商品的真伪和好坏。如果商家有意欺骗，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又没有提供质量监 督的公共服务，消费者将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市场失灵的第三个表现是商家在提供 商品和服务时没有考虑其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是工厂造成环境污染。污 染对于工厂来说是其产生的负面的外部影响，对于这种外部影响工厂一般不支付成本或不支 付足够的成本，因此在经济学上叫外部性，通俗地说，就是不好的溢出效应。非典疫情中， 商家的经营活动如果客观上加剧了非典流行，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前两天有报 道说，北京市朝阳区的两家大型网吧在营业时，竟不采取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不消 毒、不开窗通风还拉上厚窗帘，这两家网吧因此被有关部门查封。显然，如果任这两家网吧 不负责任地营业，在这里上网的人很可能在网吧传染他人或被他人传染，并在走出网吧后成 为传染其他人的种子——这也是一种负的外部性。政府查封这两家网吧，正是惩罚和遏制其 可能带来的负的外部性。